石印，质极温润，胞浆莹然。不知经几何年代之摩挲，乃克臻此。印面为白文“清赏”两字。布局停匀而有呼应，点画错综而又相顾有情。刀法虽意在浙派，但不致锋芒毕露。总之，全印纯朴自然，洵炉火纯青之作也。

边款曰： “同治壬戌，胡澍刻石”。其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文载之：“胡澍(1825-1872)，清，字荄甫，一字丹伯，号石生，安徽绩溪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官户部郎中。工篆书，得秦汉人遗意，亦能画梅。”上文显然有误。其一，丹伯应作甘伯。赵之谦曾为作白文“胡澍甘伯”印，诸谱多有收入。其二，传中仅言胡澍能书善画，而未及于印。胡澍当然能印，此其铁证。唯作品极少，流传世间者更属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故印迷于此印特宝爱之。

同治壬戌，即其元年、公元1862年也，距今正130年。同治二年九月九日，赵之谦曾刻一多字印，共白文24字，文曰：“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其时，四人同在京师为闲官，时相过往，研究金石书画，故赵氏特刊此印钤用。其他三人何时入京，无法查考。赵之谦则当于同治二年初至京，因所刻“二金蝶堂双钩两汉刻石之记”印跋，有“大清同治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刻，时客京师半载余矣。” 从〈赵之谦印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知：赵之谦之金石交，即以上述胡、沈、魏三人为最相知；此三人所得赵之谦治印，亦远超过其他人。沈树镛得到赵刊印37钮，魏稼孙得24印，胡澍得19印，共有80印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