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立夫（一九○八·一·四·———九八八·三·二十·），原名群，字立夫，以字行；又字历夫；七十後自号惬叟；别署范阳野老。所居曰三不庵，盖取不恐独後、不因人热、不藉秋风之义。祖籍山东，早年丧父，随母流寓北京，自称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少时家境贫穷，尝在某王府执役。二十年代初，著名书法篆刻家王福庵先生应邀至北京任印铸局技正，领导官印篆制工作，以友人之介，雇请立夫先生主人力车，兼供杂役。立夫体硕而纯谨勤快，王氏夫妇甚喜之。时三轮车尚未面世，此人力车即俗称之黄包车也。福庵先生舍上下班外，甚少出外应酬，闲即居家治艺，立夫恭侍其间，久之，遂於书刻发生兴趣。福老弃诸纸簏之片纸只字、修印钤稿，立夫靡不搜集贴存，暗自研习，虽文化基础较低，然经数年苦学，已略具根柢。福庵先生未之知也。一九三○年，福老倦游，将移家归沪，鬻艺自给，凝厚贶立夫而辞之。立夫闻言，恳挚求留。福庵先生初不知其志坚学艺，因答曰：『沪上不用黄包车，汝去何为!奚不留居京华，时可与诸亲旧相见耶?』立夫再三恳留，但仍未表白其追随习艺之念。福老不忍峻拒，乃与偕行。来沪既年余，一日，立夫忽踌躇至再持福老一印痕叩请曰：『此处甚佳，何故再改易耶?』福老奇之，仔细与谈，始知立夫已解书刻之道；令试刻一石，居然可观。由是即令脱役使，以弟子视之，授以六书之要，及运笔奏刀之法，耳提面命，无何，所作竟逼肖福庵先生，特功力有深浅耳。福老又为揄扬於同好，且助之成家焉。立夫刻苦治·艺，渐次声名鹊起。时上海西泠印社吴幼潜欲扩展业务，福庵先生助其成立『吉金馆铜印部』，印文由福老手篆，镑字则立夫任其劳。石印牙章，亦求者踵接。—九三八年，首部印集《顿立夫印稿》手拓面世，由福老亲题，雪鸿馆刊行。国画名家张大干对立夫印艺甚称赏，曾求印十数方，弟子有欲镌印者，悉为推介。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大干将还巴蜀，绘《松荫高士图》以赠，并跋云：『立夫为予治印十敷方，直追元人，明秀当令文（彭）何（震）失色也!』其推许若此。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及所属各级机构印监制作需人，陈叔通先生受周恩来总理嘱托，至沪物色，叔通先生拟请福老驾轻就熟北行作指导，福老转荐立夫，谓已得衣钵之传，足以当之。立夫追随福庵先生二十余年，虽不忍遽别，然落叶归根，并展其所长，乃重返京华，承恩师之旧业，至一九六八年始退休於五四一（印钞）厂。

立夫晚年，刻印於福老藩篱之外，吸收汉印，及赵之谦、黄士陵等诸家韵趣，所作工稳精严，深於法度——白文用刀钴锐雄峻，布白不使其满，善於留红；朱文结体疏朗，意态生动，秀而不媚。周汝昌先生序其谱，有『肯以秀丽工整为晚世颓风之砥柱者，不亦伟欤!』之语，甚具只眼。立夫先生尝言：『刻印之道，在於能学敢变。不师古人不足以言刻；泥守古人成法，亦步亦趋，亦不足以言印；能人能出，有常有变，方为大家。丁敬身、邓完白、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甫、吴昌硕、齐白石诸先辈，能别出新意，自成—家，盖皆善於运用此法理也。』所论极是。一九七七年夏辑自刻印稿成，曾题句云：『廿岁学篆刻，倏忽五十春。略识许郑书，赧然成印人。金石长不朽，创新宜承先。退休多岁月，身小不应闲。偶然挥铁笔，积稿汇斯篇。聊以自怡悦，无意为流传。』一九八五年，荣宝斋为刊《顿立夫治印初集》一册，瞬即售罄，翌年复有《顿立夫治印续集》印行。其书以玉□篆见长，亦出福老，略拟汉金文，圆转中有长短参差之趣，荣宝斋有《顿立夫篆书唐诗六十首》出版。晚岁艺名益著，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摄纪录片，作品亦多次送日展出。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协北京分会理事、日本深邃印社特别会员。余与立夫先生之同门多有往还，於其艰苦力学，至老谦抑自持，不改劳动人民本色，深至佩仰。先生有『志在温饱』、『守身为大』、『廖先锋』、『人到无求品自高』、『野性平生唯爱月』等印，似可觇其性情之一斑。一九八二年，承先生赐印二方，惜未及面谢即闻噩耗，不禁怆然!唯其生日，一九九五年荣宝斋冯鹏生先生经数次查实後函覆茅子良社兄处方获确实，亦怆然中之弥补耶？！（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马国权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