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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作宾

董作宾 (一八九五·三·二十·——一九六三·十一·二十三·),字彦堂,又作雁堂。河南南阳县人。因仰慕其乡先哲张平子衡,故颜所居日『平庐』。

六岁人私塾接受传统语文教育,前後凡十载,课余则助其父经营小本生意。—九一八年至开封入河南育才馆就读。始知安阳出土甲骨文字。 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除攻治甲骨文字外,兼及考古、方言、民俗、档案等诸学。一九二八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任编辑员,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工作。旋晋升研究员及代理所长等职十年间,躬与安阳小屯、侯家庄等处考古发掘十余次,其间亦尝赴山东城子崖等地参与发掘工作。於现代考古发掘,贡献孔多。因其每事亲历,又留心地下埋藏与出土坑位等情况,故其有关甲骨文研究专著,多刊诸发掘报告之中,主要有《新获卜辞写本》、《小屯殷墟文字甲编》、《小屯殷墟文字乙编》、《殷历谱》等;而最为学术界推崇者,乃一九三三年所撰《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系统提出甲骨文分期确定时代之标准有十,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等,并以此标准,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为第一期;祖庚、祖甲一代两王为第二期;廪辛、康丁一代两王为第三期;武乙、文丁两代两王为第四期;帝乙、帝辛(纣王)两代两王为第五期。此为甲骨学上之—大创获。郭沫若《十批判书》曾云:『继王国维之後,在这一方面贡献最多的,要算董作宾。』故言甲骨学,世有『四堂』之说,即: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是也。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先後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一九四八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曾受聘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一九四九年以後兼任台湾大学教授。—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任香港大学、崇基书院和珠海书院研究员或教授。後卒於台湾。

先生治学之余,喜寄兴於书法篆刻。所书甲骨文书法,巨帧小品,联扇屏幅,无所不具,皆挺秀古雅,参伍错综,令人如读殷商卜辞。然主张『旧瓶新酒』,『用古文字,作新篇章』,因甲骨文字数约四千许,可识者不过一千五百左右,以之圭曰写诗文,部份字须借用『初文』,有些字则宜利用『假借』,不应处处以学术原则,过多限制指摘,使书家不敢下笔。其所著穴甲骨文书法》作如是宽松之说,盖艺术创作不必字字皆出共识也。

先生之治甲骨,其发轫多少与少时喜为习印,具篆学基础有关。所作《平庐印存》自序兰万:气余少也贱,家本寒素。对门周姓为刻字匠,兄弟二人,余呼之日周四爷、五爷者也。儿时习观周氏兄弟刻划,有时见其为人治石章,每把□不忍释,苦力不能致,乃捡瓦片之厚而致者磨之成小方印,辄以铁锥子剜之,粗成文理。周氏有《篆字汇》,每假以观摩。余之治印兴趣,自兹始也。稍长,助先父营商业,则购寿山石售之,且择其美者餍己之欲。常梦得多石印,极良,喜出望外,醒则又懊丧无端,其嗜之深如此。……民五(一九一六)游汴,始知篆书中有《说文解字》,而印有浙皖之派也。民十一(一九二二),就学北平,始知《说文》而外,尚有古文大篆、金石甲骨,印亦上溯汉秦,交游中不乏治印名家。至此,自视已往之作,不禁爽然!刀笔之技,退藏於密,不敢轻於尝试矣:……』後以忙於卜辞研究,治印仅偶一为之。

传世作品,据《自序兰》,尚有《西厢印谱》,盖四十七岁前所作,惜已不易得见。《平庐印存》乃五十三至六十岁间自镌印之结集,收印九十余事,皆学养湛深,印艺娴熟时期精品。『行年五十』、『作宾瞥事』最得甲骨情致;『旦同造象』取法金文;『作宾之玺』、『爵曼』两方,则又古玺之遗也;『劳干』一印直人汉人铸印堂奥;而『流寓巴蜀』、『傅斯年』两作,极具汉凿风神,『流寓』—印乃红豆木镌成,驱遣一如花乳,尤为难得;『廉立散儒』,似又略近晚清让翁也。可见饱学之士,含英咀华,无施而不可。朱熹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信焉。(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 马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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