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一直是向前发展的。在封建社会，尽管一味崇古，就有不少豪杰之士善於运用旧形式开创新风格。表现在印学方面，更其显著。明代苏宣《印略自序》说：『……游云间则有顾氏，携李则有项氏，出秦汉以下八代印学纵观之，而知世不相沿，人自焉政。如诗，非不法魏晋也，而非复魏晋；书，非不法锺王也，而非复锺王。始於摹拟，终於变化。变者逾变，化者逾化，而所谓摹拟者逾工巧焉。』的碓，各个时代的诗歌、书翰、印章，皆有各个时代的风貌。而一个时代之中，各个人又有各个人的风貌。其同有一意摹古，作品无个性，黄庭坚所讥为"随人学人终後人“者，虽然也有传习继承之功，终究不是文艺的最上乘。

　　 印学,元以前尚未成立这一学科。自元至今七百年，千变万化，流派纷呈，各时期皆有杰出人才。由於时代久远，积累了前後辈不少的好经验，所见文物不论传世品发掘品，足以提供参考的资料也越来越丰富。清代经小学家有”前修未密後出专精“一句名言，按之印学，何莫不如此。绍兴马蠲叟博通古学，他曾说：“自近世周秦古玺间出，益以齐鲁封泥，殷墟甲骨，而後知文何为俗工，皖浙为小家，未足以尽其变也。 ”此语出於老前辈之口，非常难得。我们综观近代印学诸名家，主要数安吉吴缶廬、黟县黄牧甫给社会影响最大。黄的年纪少於吴六岁，但黄卒於辛亥前二年，吴的成熟期亦在辛亥前二三年，辛亥後主持艺坛尚十六年。辛亥以後作者受吴氏影响的有羲宁陈师曾、湘潭齐白石、鹤山易大庵；受黄氏影响的，有华阳乔大壮；此外别立营垒的尚有鄞县赵叔孺、杭县王福庵……。这些名家，无一不由学古人出身，而其结果皆能摆脱窠臼，自辟町畦，各具风貌，与古出新，大大开拓了印学的境界。论各人的造诣，不仅足以骖靳古人，甚至还超轶古人。以上说法，怕不是我个人的见解吧?

　　 马达堂社兄近有《近代印人传》之作，陆续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周刊发表，时有寄阅。这是极有意义的著作。自从周亮工首出记人以来，汪启淑、冯承辉、叶铭等皆有继作。当时印刷困难，又尚无摄影制版之术，所以只是有说无迹。汪氏虽有《飞鸿堂印谱》相辅而行，但不是以人为纲，不能与传记完全配合。达堂此作，各人传後皆分列印迹，尽可能插入遗像。读其书，识其人，同时观赏其手迹，亦一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