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刑满释放了。但没让我回家看看。原因是释放前的“三查”写得不及格，通不过。

“三查”是哪三查呢？大致是一查罪行，二查改造表现，三查对罪行的认识吧。

整个一队大约从未有过象我这样写“三查”的人了：我第一查--查不出罪行。不知道自己的罪行，当然也就查不出了。判决书说我抗拒交代，还据此依法从严惩处。我觉得不是抗拒交代，我实在是没有罪行。要求你们告诉我，你们又说防扩散。我说防扩散是防向外扩散，怎么连我本人也防起来了呢？你们就说我装，不老实。服刑后也不告诉我，要我自己去想，我七年下来还是想不出，所以查不出。

第二查，查改造表现：我认为我的改造表现是最好的了，因为我没有罪还能服从你们对我实行的强迫改造。做到不破坏、不捣乱。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列著作。比起有罪行的人不破坏、不捣乱来说，当然要好了。原因就是我本来就是个能自觉改造的人，不需要强迫改造，是你们抓错了，硬要我进行强迫改造嘛。

第三查，查认识嘛！我从来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从小受党的教育--解放后读的小学。也愿意听党话跟党走。过去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对我个人错判了，那是小事，不影响我听党话跟党走，并且相信党知道判错了，一定会为我平反--有错必纠嘛。

我“三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代表政府的队长看了我的“三查”说我根本不是“三查”，是翻案。他大概以为说我翻案我会害怕，哪里知道我根本不怕，我承认是要翻案，七年来从未停止过要翻案，现在还在写上诉。再说我从判刑的第一天就决定了--要堂堂正正地活，不能低着头活，不平反也不能受辱。要不！我不把牢底坐穿把自己的屁股坐烂总可以吧！本来就是要翻案的，你不叫我写“三查”我还没有机会呢！

队长本想把我吓下去--他吓我是有本钱的，那就是到了时间不放你出去。我呢！我也早就准备了这一点。在看到比我早一些时间出去的人都要带一封信到派出所报到，以便派出所和群众进行监督。我就放过言--给我这样的信，一定撕掉不可！我七年关下来了，准备再关七年。“四人帮”已打倒，反革命案都要复查，恐怕再也关不了我七年了。

我与队长理论起来，他见吓不倒我，也就不与我正面辩什么了，只叫我到监房中去通。

有趣的是整个小组的犯人听我读了“三查”后，他们都吼了起来，有的简直想大打出手。我是仔细辨别他们是真的要打我、真的恨我呢，还是假的。他们终于没有打我。我想他们归根到底是一群可怜的人，在乞求提前释放或减刑。要不，他们这样地与“四人帮”一条心，要求改造，那“四人帮”没打倒时怎么也没有请他们出去呢？

我的“三查”肯定是通不过的，队长要我重写，我对队长说：“你要我瞎写吗？我瞎写你也不要，我也写不来。这是我查过以后写出来的真实认识，所以重写还不是再抄一边吗？”

我的“三查”就这样搁了下来。刑释的那天，本想大约他们不会放我的，思想上也做了这样的准备。可竟然叫到我了，我出了第三道门，可不让我出第二道门。只不过是少了一道门。那时我想若不平反，还不如不出去好，省得在外面受侮辱，形势对我有利，不用急，等一等再说。

我在二道门与三道门之间还写申诉，这里的队长不让我出去直接投递，一定要让他们转。我答我在狱中写的申诉都卡死在你们手中，你们能转吗？

我绝食了，躺着不起来，队长嘱余殿基为我买饭菜，每天汇报情况给队长。感谢他为我每顿购饭菜，又每天汇报队长我不吃。更要感谢樊成林怕我饿坏，买了半斤果糖塞到我床上，我三天未觉饿肚。

三天后大队中一个什么队长来要我把申诉给他看后，由他派人陪我去邮寄。我的申诉写了很多天，有一万多字，被他拿去岂不白辛苦了。樊成林在旁边帮我捧着队长，给他戴高帽子--说他最讲信用，说还你，一定回还你，说派人陪你去邮寄，就一定会派人陪你去邮寄，从不失信……

我早就算到他们是怕我涉及狱中的监管，怕连累他们。所以我申诉中对他们的一切只字不提。最后嬉闹了一会，樊成林自充保人，那样我终于把申诉交给他检查了。

三天后他终于一张不少地还给了我，还指定了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到五角场邮局邮寄了。

如此以后，我也就安心了。他们不放我回家我也不求他们，也不与他们争辩。象还在改造时期一样。

一次，我生病，厂医（刑满的医务犯）说他们看不好要到江湾医院去看，我便向队长说了，要求他派一个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以便你们监督。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江湾医院在哪里，由改造好的工人陪我去不是很好的事吗！

队长倒也好，也变得聪明起来了。我叫他派“工人”陪我去以便监督，他到反而不要监督了。让我自己一个人去，但嘱我看了病不要回家，马上回来，到他那里去报到。

于是我一个人问清了江湾医院的所在，去的路线，乘什么车子。我只是去江湾医院看病，什么地方都没去，不过二个小时许，就回到队长那里。他见我这么快回来了，大约觉得再关也没什么意思，略微问了问看病的情况后，嘱我星期天早晨在二道门处等他，由他送我出门让我回家看看……

就这样我被多关了整整五十天，清楚地记得那天正好是七月十日--我生日的日子。家中一无准备，只母亲一人，见我回家叫了一声“培鑫。”眼泪便滚滚落下了……

这样我就开始了一年不足些的厂员生活，直到复查到我便自己不去了。

象我这样刑满前“三查”不了了之的，是“一队”历史上也许仅有的一个。（刑期中被复查到后，平反的当然不写“三查”）

我之所以胜利了，不仅是我有理，因为我被判刑前也很有理。我的胜利，是因为形势对我有利。

“四人帮”打倒二年了。华国锋当主席，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的反革命都要复查，错的都要平反。另外在具体问题上我“三查”不了了之，没吃到大的苦头，是因为队长中毕竟好人多坏人少，他们未必个个对“四人帮”看得顺眼。

从刑释到平反，还有一段路，不一一细说。有一事实在气不过，还要提一句，被冤屈了八年，失去自由，消磨了青春。平反是什么损失都没赔偿，法院发了二百元，还说是补助我生活的--是补助！我劳动了多年是不应该有工资的！第二张判决书不叫平反书，一声错也不认帐还说判我刑只是证据不足，看来它有一天找到了证据还要抓我进去，“四人帮”的阴魂是不容易散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