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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老师陈巨来——八 老师谈老师、师兄弟及其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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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培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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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老师，当然也就要问起老师的老师来。 “老师，你的老师是谁，他有名吗？”我问老师。 “我的老师叫赵叔儒，当然有名喽！”老师接着说，“许培鑫，篆刻非常奇怪，它不象绘画。绘画分南派北派，北傅南张即是，始终是二个头，一南一北，各领风骚。这篆刻是只一人称霸印坛的。吴昌硕在印坛做霸主就只是吴昌硕，没有这派是吴昌硕，那派是李昌硕的。吴昌硕死后就只有赵叔儒，我老师赵叔儒死后就是我陈巨来。” “那么你师兄弟又有几个呢？”我当了徒弟，老师的什么都想问个明白。 “我师兄弟共四人：我是老大；老二叶露圆，在上海中国画院；老三方介戡，在浙江；老四陶寿伯。” 老师介绍叶露圆和方介戡都介绍了在什么地方，而老四陶寿伯就什么也没有了。我自然要问了：“老师这陶寿伯现在什么地方？” “陶寿伯嘛！”老师抬起头，眼睛往上看了看，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陶寿伯因为姓陶，所以他逃走了，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那时我年纪小，未听说过把解放前夕跟蒋介石一起去台湾的人，称作逃走了。后来才知道陶寿伯去了台湾，听说还当上了台北博物馆馆长。当时只是怀疑，心想有名的人是不会下落不明的，莫非陶寿伯没什么名气，无论如何想不到老师是在告诉我他去了台湾。 后来--九十年代初在东台路古玩市场碰上秦伯远，他听人说我是陈巨来的学生，便要我叫他师叔。他告诉我：赵叔儒不是收四个弟子，他恐怕收了四十个还不止。他是靠收学生生活的，一般的讲，他收的弟子都是富家子弟。老师说四个可能只是指熟悉或比较有名的吧！ 当我问起老师收了多少学生时，老师想了想说：“有一个姓罗的，是崇明农场里的，他刻得不错。有人问他什么时，他还会象擦鼻子的酸秀才那样，称小弟嘛，怎么怎么……”老师一面用手在自己面前比划着。 出狱后我知道老师得意的学生有好几个。他说的小罗是否存在直到今天还不知究竟，老师之所以不讲，大约怕连累他们。真象不讲陶寿伯去了台湾可能会连累自己一样。 不过有一个学生到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老师在当时就讲了--他是安徽白茅岭农场一个狱吏的儿子。 “我五十年代被领导送去白茅岭农场劳教时收过一个学生。”老师说。 “什么！老师还劳教过？”我初听说时问。 “是的。”老师一点也不违避，“那是因为我与领导吵，看不惯他们结帮行私，被他们送去劳教了二年！” “唉！”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好人，实性子人，为什么总是不幸！心想自己难道碰得还少吗。 “那时那个队长知道我是篆刻家，就叫他儿子跟我学。我在里面总算没有吃什么苦，重活可不做。身边还可以长带一把篆刻用的小刀。”老师把脸转向我，无不得意地说：“那是任何犯人都做不到的事喽！” “后来，沈钧儒把我救了出来。嗳！沈钧儒到底名气大，共产党不敢碰他，还要用他。他救我回画院，还加了一级工资。” 老师又与我谈起了沈钧儒。说：“他是‘七君子'之一，名气大极了，初解放时共产党专门派了二个解放军保护他。其实既是保护他又是看住他，怕他有什么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行。日日夜夜都盯着他，有朋友来，有亲戚来连话都不敢讲，沈钧儒被盯得怨煞。后来好了，共产党还是用了他。” 说起加一极工资，我不由得问：“你在白茅岭劳教时，家中生活怎么办？” “呦！那是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一听说我被劳教了，每月为我寄钱来，从不脱日子。”老师带着感激而赞美的口气说。 “哦！”我不以为然地点点头。 “这个人我只为他刻了一只图章，而且是由朋友转过来的，面也未见过，待我特好！”老师补充着。 “有这样的人！”我先是不以为然，现在有些奇怪了。 老师接着说：“他在香港大有钞票，只要帐房间叮嘱一下每月汇钱好了，就每月不会脱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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