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八年期间，上海画家有四人：吴待秋、冯超然、赵叔孺、吴湖帆，声望最高，收入最丰，当时号称四大金刚。吴湖帆前已记之矣，兹再述吴、冯二人之轶事如下：

　　　　　　　　　　　　　　 吴待秋

吴徵字待秋，斋名庐，浙江崇德县（旧名石门县）人。父名滔，字伯滔，舅父叶直，字古愚，均光绪年间之浙西名画家也。岳父李某某（似名嘉福），为浙西一收藏家也。故待秋自少即擅画。其岳父死后，所有古器古画，悉以遗之。早年事，不甚详，仅知其入民国后，即至北京为某部小官僚，同时订润卖画。北京当时有张越丞者开文具店，其所出售之铜砚匣、铜镇纸，或画或书，几乎全出待秋一人所绘者，其名渐著称于北方。

甲子以前，上海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黄宾虹辞职后，馆方遂聘吴氏南下继黄氏之后矣。故其当年所居，是在闸北宝山路之宝山里，以近商务印刷所也。吴氏山水纯宗清王麓台，亦擅花卉，以作画认真，约期取件，从不爽约，故大受当时沪上各笺纸店之欢迎，广为吹嘘，生涯乃大盛，遂辞去美术部主任之职（继其任者为闽人黄葆，号青山农），专以卖画为生矣。其润例之繁琐虽一寸之微，亦斤斤计较也，只笺纸店店员可以揩油，但以扇面册页为限。余之四伯父夫人，为待秋之姑母，故先君与余时至其家闲谈，他辄一面大谈，一面大画，从不停手也。吴氏长余约卅余岁，故对余至亲善。抗战后迁居今延安中路四明村，与舍下至近，故余访之益勤。其所居，只楼下前后二间耳，所谓画桌，两高凳、两木板而已。当时延安路一带，地处低下，一逢大雨一二天，平地总积水盈尺以上，吴氏全家，处于水泊之中矣，然吴氏仍作画如恒，惟置一板凳搁双足而已。余谓之曰，你休息休息吧。吴云：停一个钟点，我要损失多少钞票呀。其时凡有店员等揩油者，需少少物品交换矣。一日余见一店员求画，吴即询其夫人曰：太太，我们这两天缺少什么啊？其夫人一查后，答之云：草纸只几张了。吴即谓店员曰，明天你送一刀草纸来，我立刻画了给你可也。诸如此类，缺皂、缺火柴、缺电灯泡，无一不要，要得极少，而作画几多立索而去。余问其故。吴云：我家中杂用东西，全靠他们的，我当时即画，恐与卖钱者混了，不易分也。其家中一妻三子，一女仆，从不自己举炊而食，悉由包饭作包办者，至月底一结账，需若干，即以相等之画，打一九五扣付之，以示优待，包饭作竟成为吴之接件处矣。

在胜利之初，币值大跌，百物昂贵，一日余询之曰，你每月要多少开支呀？吴又问其夫人，每月用多少钱？其夫人云，本月还未知，上月耗了廿八元也。余惊问之，何其省也，吴氏云：你看见的，吃是包饭，杂用东西是各店员供给的，吾每月所费的房金廿元，水电费几元而已。吴氏平日从不应人招宴，虽吴缶翁请其代笔作山水后以宴酬之，亦不往也。他自己更从不请客吃饭的，谓吃了人，要还请，去吃饭要花车钱的。他自与冯超然大相骂，辞了美术主任之后，即从此足不出户了。有人访之，辄曰，请原谅，吾不回访的。故与吴湖帆、赵叔师等等，从无一面之缘也。其为人虽吝，但不鄙，生平从不对任何同行有一句批评之词。与余至熟，肯坦率而谈，余一日问之曰，你节俭至此，有多少钞票邪？吴云：吾每隔一个时期，必以钞票买黄金藏之也，故钞票至多五百元耳。余又问之，现在有多少金子邪？吴云：画家哪能与做官比，吾画了几十年画了，至今只有一百卅余斤而已。余又问之，是放在银行保管库中吗？吴笑云，放保管库，每年又要付费用了。说毕，即指指自己睡的大床，曰，你看看，这床四只脚特别粗大，是吾定做的，中间全空的，可放许多金条金块的。又指指房内两个大马桶，曰，吾虽有女仆（其时已早没有用了），这倒马桶的事，必须太太亲自做，因这二桶完全是夹层的，放金子呀，女仆拿，要拆穿秘密的。他言时，很得意，谓余曰：虽有强盗，亦想不到马桶底里有金子也。隔了一年，余又戏询之，现在有几百斤了？他云，一百五十斤还不到。一日，余见杨振华笔工，送来大小书画笔约一百支，计算为一百余元。吴付了款，及杨走后，慨叹不已，谓余曰，你今天看到了，吾进账多，这笔及颜料，每年也要几十块也。至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之间，吴已七十余岁了，忽然大彻大悟，至苏州某氏家购得花园住宅一所，闻耗二百余两黄金，他遂夫妇二人搬至苏州作寓公了。一子仍留居四明村。先君当年已八十有一矣（一九四七），曾去苏州访之，回申后告余云，花园至佳，白皮松即有十廿树云。至解放后三四年，忽闻其已逝于苏州寓中了。余尝于四明村口又遇见其夫人，询之病况。据云，吃夜饭时，犹谈笑如恒，至次晨因怪其高卧晏起，启帐催之，已安然瞑目而逝了，一无痛苦之状云云。吴氏一生只于在润资上斤斤较量，从不对同行之间有所嫉妒，只对自己太刻苦而已，故其死也，亦一无病痛绕身，视其他唯利是图、专以卖买求利者，要高雅多多矣。

　　　　　　　　　　 冯超然

冯超然原名迥，号涤舸，又号白云溪上懒汉（据其告余云：凡朋友揩油之作，均署此号，盖上海俗语云，不出钱曰白抄云云），斋名嵩山草堂，以所居嵩山路八十四号也。江苏武进人。以其自少即居松江，曾为某典当铺中为学徒多年，故口音一无常州腔，说松江话了。生于光绪壬午年七月，入民国后，即来申，初主上海大收藏家李平书家中。冯本擅画人物，后宗改七芗（琦）。居李家后，得遍观所藏，故亦能山水与花鸟，全能画家了。初订润时，以苏州有顾鹤逸（麟士）、陆廉夫（恢）二大名家，上海有程瑶笙、倪墨（宝田）等等，故冯氏以后辈，未能有所发展。余曾在沪上名医朱星江家中见有冯早年之作，山水四幅屏条，尚署名为超禅，平淡无奇也。及壬戌以后，顾、陆、程、倪相继故世，冯得当时上海银、钱业巨头力捧，遂与吴待秋二人齐名矣。居嵩山路后，适吴湖帆自苏迁申，亦居嵩山路八十二号，二人朝夕相处，又得遍读吴氏所藏矣。

余于丙寅五月四日与吴氏相识后，不三日即由吴氏介与冯翁为友矣。后几乎每日必相偕去作长谈，去时必在下午七时左右，每去必总见冯氏方起身洗脸漱口，后陆续来者友人，若穆初（湘，时尚未任伪工商部次长）、王伯元、赵赵楼、谢绳祖、庞京周（医生）等，均俟其洗漱毕后，即一同乘车至一枝香等公请吃喝，并飞笺召伎侍酒，过着这旧社会之糜烂生活也。余与湖帆为配向，如是者达三四年之久。冯氏至深夜回家，又大抽鸦片后，乃挥毫作画，至次晨七八时就寝，日间无一人也。冯氏其时方四十七八岁，风度翩翩，好嬉谑，每以幽默之语相嘲以快，湖帆“歪喇叭”之雅号，即冯氏所题也。家中寡妹、外甥、弟、侄等均依之为生，其友爱可佩也。广收门人，尤多女弟子，凡收一女弟子，必为之更名，若孙琼华、谢瑶华（佩真）、毛琪华、张琰华（谢绳祖之妻也）达二三十人之多，无不以玉旁，华字辈。最后收一女弟子，唐华（冠玉，潘公展之妻也）。故其独生子让先，大学毕业后，均靠潘氏提挈者。湖帆初不收门弟子，背后讥冯氏为学生更名，是戏班子作风，二人遂疏矣。吴夫人故后，吴忽广收门人，达二三十人之多，谓开吊时，灵前多穿白衣门人，壮壮场面云。一日冯氏大笑谓余曰：“歪喇叭”要灵前多立白衣弟子，像白蜡烛一根根树立，我已告诸学生，待我死后，要门弟子全穿大红衣服，像红蜡烛一样，与之别别苗头云。其滑稽如此也。冯氏尝告余云，我画无师，在松江当店为学徒时，买得一部同文书局印的《三国志》，绣像一百廿回，有二百四十张插图，我用油纸摹了三次之多，故所画人物，无论什么姿态，我都能画云云。这种坦白风度，可佩也。寿至八十余，解放后矣。

冯与吴待秋，死敌也，每谈及待秋时，辄痛诋之。后余询之待秋，待秋只笑笑云，为了一张我画的事也。事实如下，待秋初至上海时，尝出外交同行联络，与冯氏同时至当时上海一书画家集会处曰“题襟馆”，冯氏有一次代求我一四尺立幅，墨笔也。某日李平书请我吃饭，见自己墨笔一画变了着浅绛山水了，我着色画照例须加二成，问李以多少钱买我画的，李氏云：是嘱超然代求的，价多少云云。我一算，少了二成了，遂至题襟馆找冯氏，要他补这二成款。冯大窘，不认账，于是我与他大相骂了。幸吴缶翁、哈少甫、姚虞琴三人力劝始止。故我二人从此不再见面了云云。相骂，为二成钞票也，可笑也。后吴润格上加一条，凡着色山水，押角加一“苏林仲子”印，为此也。

　　　　《万象》二○○一年第三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