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字印常常引起观者的注意，如果再有美妙的句子及佳作』则足以令人难以忘却。在我学习篆刻不久，赵之谦及黄士陵的三方同文印《寿如金石佳且好兮》，便常常令我激动不已。十五年前，当我开始接触汉镜铭文时，始知这么美妙的文句原来出自东汉晚期的“长宜子孙连弧纹镜”的铭文。作为以镜铭风格为入印文字的篆刻作者自己这么多年不刻该文印，心中一直存有异样的牵挂。有熟习镜铭文的印友也曾问及此事，总以“刻不好”搪塞。

不是我临不好二位大师的印作，也不是我没有能力直接以镜铭文刻印，问题是二位大师的印作已经不给我们后入留有什么创作空间了，如何既要表现镜铭风格又要避开二位大师呢?难哟!'恨二贤早我100多年！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深究镜铭及二贤的印作，才能找到成功的突破口。

1995年，我与邵磊在《中国篆刻》杂志第四期上合作了一篇《关于赵之谦汉镜铭文人印的探究》，其间对赵、黄二贤的三方《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在该印边款中说：“沈均初(按：沈树镛)所赠石刻汉镜铭，寄次行……此蒙游戏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丁敬)蒋(按蒋仁)以下所能。不善学之，便堕恶趣。悲翁并志。”瞧，他的“自具面目”和“非丁蒋以下所能”的冲天豪情，在感慨时人“不善学之，便堕恶趣”的同时，也令后来的黄士陵“仿赵伪叔(赵之谦)”而为“欧阳务云”冶了这同文印。但是，对于赵印的印文“镜味”成功与否，正如黄在1893年夏4月为瑞符所刻的另一方《寿如金石佳且好兮》一印中写道：“‘寿如金石佳且好兮'汉长宜子孙镜文也。赵伪叔仿以为‘印高秀劲，超出群伦'，已于学步者所可疑议。陵往为欧阳务云仿之。今始得观是镜，视伪叔刻，尤不免落入印章蹊径，而锐劲亦不如心摹手追。得此字与务耘印如何?瑞符巨眼必有以行之，当知陵用心苦也。光绪十—又九年(即1893年)夏四月黄士陵于南园。”(文中标点系作者加)显而易见，黄在“始得观是镜”时用心良苦地“心摹手追”地研究该镜铭之后，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视伪叔刻，尤不免落入印章蹊径．而镜劲亦不如心摹手追。”很明显，线条的锐劲不足，正是赵这方印“镜味”不足的根本原因。

我在看了黄对赵的批评及黄的印之后，对该印的创作似乎难以找到既表现“镜味”又异于黄之风格的突破口，虽然自己早在1991年就提出“镜味”一说。近些年，在我与邵磊编著《汉代铜镜铭文汇编》这古代书法资料类工具书的时候(大约半年内出版)，当我无数次面对这两张铜镜的拓片，并和同类镜的“寿如金石累世未央”、“寿如金石利父母兮”镜铭横向比较时，再读黄的印作，豁然有悟：黄氏是该铭入印并表现其风格的高手，但该镜铭“镜味”不足，故黄氏之作亦“镜味”不足!

并不是所有刻铸在汉镜上的铭文都应该叫“汉镜铭”，只有拥有“汉镜铭”知识产权(镜味)的铭文才应该叫“镜铭”。其实．汉印文也是这样，并非所有刻在汉印上的文字都应叫“缪篆”，只有拥有“缪篆”知识产权的文字(如汉砖上、汉镜上也常有缪篆)才应叫“缪篆”。刻铸在东汉晚期“长宜子孙连弧纹镜”上的这句佳铭，已经伤失了东汉中期盛极一时的有着汉镜铭知识产权的铭文风格，那种由精美华丽的图案线条衍生而来的铭文线条以及她的秀劲妩媚的时尚气习，这一类“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均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同时我也注意到，黄是将印章表现“汉金文印”的大家而非将印章表现“汉镜铭印”的大家。正是基于对“汉镜铭”知识产权的认识及对黄印风格的定位认识，使我对这方印的字法有了全新的把握。

在章法的安排上，我一向喜欢秦瓦书、秦诏版、汉砖中那些一任自然、纵横宕荡的行文方式，同时也很大地受到傅山、徐青藤行书中文字大小疏密、相互穿插的影响。所以有时我更偏爱创作多字印。回头再看这方《寿如金石佳且好兮》，将其视为在斗方上创作8个字，单个字的鲜活和字与字之间的矛盾和呼应关系，使该印产生很大的动感，这正是我所向往的、希冀异于前人的章法形式。

刀法服务于字法，同时协、调章法。该印以冲刀为主，切刀为辅。北方许多刻大写意印风的印友认为刻这种印必须反复修改雕琢，其实大错特错。我刻该印大约也就一个小时。关于“雕琢”，我倒认为吴昌硕的印章反而是在“做”、在“雕琢”。为了达到“自然”，必须反复修改、协调印面。反而黄士陵的印风才是依赖果敢坚决的用刀，无法“雕琢”。试想，那么爽利的线条如果没有“稳”、“准”、“狠”的冲刀是怎么也不能表现“生辣”与“秀劲”的。我臆想北方的印友们因为不刻这路风格的印作，可能试刻起来“生而不熟”，故而只有去“雕琢”。有意思的是我刻写意印作时，也因“生而不熟”，结果只有去慢慢“做”而尽显“雕琢”了。这如同古时那个卖油翁穿过铜钱孔去倒油，其心境坦然得很，盖一个“熟”字。所以，“雕琢”与否，全因你熟不熟，“熟”则“坦”，“生”则“虚”，“虚”而“雕琢”。我曾问过南京一位80多岁尚健在的王福厂的学生：“王福厂刻铁线篆快不快?”答曰：“飞快。”看来，王福厂刻印也不去“雕琢”。我想，成语“熟能生巧”是非常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