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篆刻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由于对这段历史中有关篆刻艺术的史实了解不够，导致某些文章出现结论性错误。特别是对元代文人篆刻家产生的时间的问题，历来说法不一，在众说中以王冕在元末刻花乳石为起始的说法较为人们所认同。但是文人篆刻家既然早在宋代就已经产生了，而且王冕虽然活到了元末，但从他年龄来看不能强定其为元末人，而他刻花乳石为印的时间又缺乏明确的文献记载。因此，元代的文人篆刻家的就不会迟到元末才有。由于文人用印的需求的普及和热衷于研究古代印章的的进一步深入，文人直接刻制印章的爱好也会一直沿续下来，不会突然中断。元代早期就应该有文人篆刻家的存在，只是不为我们所知而已，但不知道不等于没有，故此，笔者近来开始在一些文献中进行查找，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收获——文人篆刻家在元代各时期都是存在的，而且是受到时人重视的。

刘壎 《隐居通议》 卷十七《默庵铭》中记载了一位会篆刻的“默庵熊生”：

其后有熊生者，善篆刻图书而自号默庵。予友吴允文侍郎为作《默庵铭》，直以山谷之说概括为文，虽一时戏笔，而鎔意铸词，颇有巧致，且于印事甚切云。
允文死漳州且十年，丙戌六月熊默庵过我，诵旧诗，伧然为录于此。

刘壎（1240—1319）字起潜，号水云村，南丰人，官至延平路学教授。从文中“允文死漳州且十年丙戌六月”可知吴允文为‘熊生“作默庵铭”的时间当在元初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十年前，也就是至元十三年（1276）前。说明这位熊生是宋末元初人，并且于文中我们可以认定他当是读书之人。那位吴允文侍郎能以“山谷之说概括之”而且能“于印事甚切”，说明他也是一位通晓篆刻之道的爱好者，。
在元人傅习 、孙存吾 编的《元风雅》 前集卷四中，有柳道传 的《题有源图卷后》诗一首：

官章文学范相同，摹印书并篆刻工。犹是古人传信息，雕虫元不在杨雄。

此诗似乎是柳道传题他人画作的诗，从题目中“有源”的词义上看，不象是画的主题，当是作者的名字。见此诗前记有柳道传《送临川谢有源赴闽医提领》诗一首：

一路青山荔子丛，华山西望粤西东。家风兰玉庭阶上，官事参苓薬笼中。鹢首去乗潮浪白，蛎房催荐酒醅红。福州自是炎蒸少，臈雪飞花落半空。

根据这首诗我们知道，这位被柳道传只记名没记姓的“有源”当姓谢，为临川人，曾在福建为官，是一位医官。根据吴澄 《吴文正集》卷二十八中有《赠谢有源序》

崇仁(江西南昌)三谢。其一曰野航先生。嘉定癸酉（宋宁宗嘉定六年 1213）乡贡。……翁之子寿文孙有原挟艺游士大夫之门。所至俱礼貌。有源之于野航从曾孙也。

根据柳氏死在至正二年（1342）来判断，谢有源先生应是位元中期的文人。如果柳道传和吴澄所记的是同一位人的话，那么至少说他有关篆刻之事也应发生在元代初年。谢氏极有可能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元代早期篆刻家。

但是对这首诗的题目是否正确，笔者提出质疑，因为按常规古人题他人书画的题目应该是“题某人某某图卷”，而且诗的主题也是围绕着书画的主题展开的。因此这首诗的题目不合规矩，而且诗的内容和绘画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评价谢有源先生的篆刻印章的。所以笔者怀疑《元风雅》在编入《四库全书》时，此题目在“图”后被抄书者漏抄了一个“书”字，本应是《题有源图书卷后》。

真是天助我也，近日笔者在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集部里读得“据高丽覆元刻本”的《皇元风雅》，见书中此诗题目正如笔者推测的一样，确为《题有源图书卷后》！这充分说明四库本的《皇元风雅》确实在编辑抄录时漏掉一个“书”。通过对这一史料的考证，我们完全可以毫无疑义地认定，这卷《有源图书卷》无疑是我们目前发现元代文人篆刻作品集。这也就是说，继宋人之后元代文人也有篆刻作品集出现。柳道传赞扬了谢有源在学习借鉴古印形式和书法篆刻方面都非常好，一句“犹是古人传信息”，使我们看到元代文人在印章创作方面，继承了宋代篆刻家上接优秀传统好的一面，在刻制印章的实践中，努力地去继承“古人传信息”。而所谓古人所传的“信息”，当是指先人依据客观规律所创立的印章形式特征，以及古代印章中自然流露出的独特审美意趣。
在程钜夫 的《雪楼集》 卷十五程氏《赠彭斯立序》中曰：

庐陵彭斯立，工篆刻，一日携所刻古印章者谒远斋。曰：“是可不朽”？予曰：“是可不朽乎”。……
庐陵为现在的江西吉安，彭斯立具体生平失考。从程钜夫序中的其他内容，我们得知彭斯立是位刻碑好手，他这次“谒远斋”之根本目的并不是想让程钜夫赞扬他刻的印章“是可不朽乎”，而是想借他自己刻的印章来向程氏证明“吾刻古帖可上拟阁帖本淳化”的刻碑工夫了得，主要目的则是想“得公手书所为文四五十篇归刻之”的。所以他带来的“所刻古印章”的印材，有很大可能是石质的。从程钜夫赞扬他刻的印章“是可不朽乎”，我们惊喜地发现，这段记载的主人公彭斯立情况和后来《珊瑚木难》里杨维桢等在“方寸铁志”里所赞扬的朱珪，是何等地相似。程钜夫生于南宋淳祐九年（1249），序中称自己“且老懒不喜书”，看来他写这篇序时已届老年了。他死于元延祐五年（1318），这就说明象朱珪那样以刻碑为主兼工刻印章、且能符合文人审美要求的篆刻家，在元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了。再则，他所携“所刻古印章”是原石还是这些印的印花？这些拓片是收集成册还是零散的纸片？这让我们产生一些遐想：如果是印拓，那么不管是成册还是零散的纸片，都可视为文人留存作品的印谱，或者是用来方便交流和欣赏之用的印谱雏形。

吴澄在其《吴文正集》 卷二十六中记有一位由文人转业的篆刻家柳士有：

赠柳士有序

三峰柳先生以《尚书》义为进士，弟子擢第预登上庠者百余人。子士有，世其业，以俊异称。自进士科举废，家学无所乎用，遂易业习古篆，锓姓氏名号，徧历公卿大夫之门。余谓士有之业虽易而不离文字间，是亦无忝于其先，然此事政未可以小伎目视。昔所业尤难焉，难有三，识字一也，善书二也，工于用刀三也。刀之技既工矣，若识字则前代许祭酒，近代郑国史、戴通守之书与徐骑省、李县令之碑，刻石钟鼎款识俱不可不详究也。今之善书者且识字者在洪有熊天慵氏，有司马九皋氏试往问焉。

《吴文正集》卷三十三《赠篆刻谢仁父序》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位元代早期的文人篆刻家——谢复阳篆刻印章的史实。

古之天下书同文，书之用大矣。而右武者云书止记姓名，不其小歟。然自篆废隶兴，晋唐以来楷书相尚，而古书法泯如也。近代图书之表识竿牍之缄题古画法乃犹以记姓名而存一二。谢复阳仁父儒家子，工篆刻。予每视其累累之章而喜，岂真为其笔法刀法之工哉，盖庶几其存古而将与好考古文之君子徵焉。
吴澄的这两篇序中，明确指出柳、谢为儒家子弟，从吴序中我们看到印章这一形式是因为能满足文人在文化活动中的某些需求，而在“篆废”、“楷书相尚古书法泯如也”的当时被文人所继承和接受的。而且吴氏是把印章纳入到字体和书法变革的同样高度，明显是把其当作一种文化载体来审视的。他把印章的刻制视为可以“存古”并且可与“好考古文之君子徵”的文化行为，而且是文人可以为的“不离文字间”之行业，并没有认为其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在这两序中，最宝贵的是吴澄在“赠柳序”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刻印“难有三。识字一也。善书二也。工于用刀三也。”这一观点的确令印学研究者十分兴奋，因为在文人论制印中首次见到要重视“用刀”。在“赠谢序”里，吴澄赞扬了谢复阳篆刻作品的“笔法”和“刀法”之好。特别是“用刀”和“刀法”词语的出现，充分说明了当时文人在把书法熔入印章为体现书法笔意而讲求“笔法”之后，也注意到了刻制过程中刀具在印材上的表现力，并把他总结上升到“法”的高度。这里刀法的提出，在我们目前所知中国篆刻史的记录上当属最早。所以这两篇序不但说明在元代早期文人篆刻印章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还是对研究中国篆刻史的宝贵资料。

陆文圭在其《墙东类稿》 卷六中也记载了一位大约生活在元代中期的篆刻家——朱自明：

赠朱自明序

丙寅夏，余来容山，朱晦自明见于明德堂上，鄱之浮梁人也。余扣之曰：“习举子场屋之文乎”？不答。曰：“为刀笔簿书之业乎”？又不答。徐曰：“吾祖敷文尚书，穆陵之师也，御书楼犹有焉。马云汉昭回之章则族多而散裂去之矣。岸谷转移，落拓不振，浪走江湖，性颇好古，工图书篆刻之学，游戏三味而已。儒初而学之吏尝试焉，皆能之而不为者也”。余闻其言而心怪之，会县庠立文宣王加封碑，君即解衣盘礴而周旋焉。体制甚古，乃知韬光晦迹之士藏于医卜技艺之间者也，世多有之，道虽小而必有可观，未可谓壮夫之不为也。其秋，余将归，朱亦西向秣陵来，求赠言。余不知所以言也，一笑握手而别。

陆文圭（1252——1336）字子方，江阴人。宋咸淳六年贡士，入元家居讲授，学者称曰墙东先生。朝廷数遣使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后至元二年卒，年八十五。他所记 “工图书篆刻之学” 的朱自明可能年龄上比他稍小一点，虽然“藏与医卜技艺之间者”，但是一位“韬光晦迹之士”，当也属于文人范畴。

方回的《桐江续集》 卷二十七中有《赠俞碧岩体仁刋图书》

……□尝石鼓玩陈仓。忽似野碑掲邹峄，赠我三印红屈蟠。细□游丝踈复密，侯王黄金槖驼纽。……
这篇文章由于损缺很多，不太完整，因此通读起来有一定困难。但是通过这段较为完整的文字所表达出的意思，我们也能肯定这位俞碧岩应该是一位元代早期从事篆刻实践的文人。

元代文人刘铣的《桂隐文集》 诗集卷四中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一位篆刻家的记载：

赠曾维新工篆章

风吹铁笔雪珊珊，篆法推寻古意还。老去姓名谁记忆，若为鑱刻得人间。

刘铣生于1268年，字桂翁，号桂隐，吉水人。工诗文，家居讲授不应荐举。卒于元至正十年（1350）。那么这位能“篆法推寻古意还”的曾维新至少也是生活于元代中期的人，这里的“推寻古意”说明元代文人印章对传统印章的继承，并不只是停留在简单的貌合的层面，而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去理解继承古人在印章中所体现的意境。

而元末的王礼 就文人篆刻印章之事，在其《麟原文集》 后集卷三《赠唐克谦图书序》中，叙述的比吴澄更为详细：

自书契代结绳以还，人文日宣，而大朴日雕以散。周之玺节六国之相印，又书契之变也。汉始有私印，以记姓氏，视玺节相印正刻者异，又玺节之变也。自是士大夫图书制述咸以志焉，意图书之得名。昉此，隋唐而下旧式渐乖，逮于赵宋，篆涉于巧，制失之夸，于是古篆不复见，而《淮南子》所谓方寸之印者殆虚也。元初，中朝诸老丕变文风，凡图书篆隶一复于古，印广以寸为度，痛革宋季钟鼎之谬制。而尚友千载，庶几暤暤乎淳庞之习矣。

王礼活到洪武十九年，但是根据《麟原文集》前有李祁乙巳夏四月所作序言。而李氏生于1299年，一生可经历两次乙巳。此次当为至正二十五年（1365），所以此文当写在元代，唐克谦无疑也是元末人。王礼在序中对印章制度的流变过程，虽然叙述详细，说明元末人对印章传承历史的了解加深。但给人一种程式化套路的感觉，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见他的这段文字当是借鉴他人而来的，有抄袭之嫌。而接其后他所述对印章的一番感受则是十分有价值的，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予尝玩印刻，而思可以得河洛纵横之意焉，可以见井田开方之法焉，可以存盘鼎钟鬲之古焉，可以识专门名家之学焉，可以写防奸杜伪之智焉，是则印刻之古也而所益者广。所益者广而放乎古，非人心世道之还淳哉。东昌唐克谦攻文章之印，篆古而制雅，布置得宜，运削匀洁。庚庚然如瓷之碎也，辉辉然如玉之润也。使益精其说，将识者动目如摩挱岐阳石鼓，如登峄山读秦刻，如鸿都门外睹蔡中郎三体书，讵非艺苑之快事哉！虽然，一事之精恶，足以尽克谦之美。其自牧卑捐，慕尚清高，疏通练达，异日且大用于时。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在王礼的眼里，印章的功效已经不是应付社会生活实用了，而是一个能让人“玩”出其中“古”意的文化载体，是与书法作品一样能给人以艺术享受的“艺苑之快事”。这就说明篆刻家于印章创作的审美意识和对美的表现，得到了当时文人的认同并产生了共鸣，他们对印章的认识完成了从实用到艺术欣赏的本质的飞跃。王礼继吴澄之后再一次谈到了刀法，他赞扬唐克谦用刀“运削匀洁”，而且从他“庚庚然如瓷之碎也，辉辉然如玉之润也”的描述中，知道了唐克谦所用的印材和现今青田石等印材的材质很相近。并知道了当时的文人能十分容易地在石材上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刻制过程中，品尝到由石质印材的特性所带来的那种爽畅的创作愉悦。“篆古而制雅，布置得宜”句是王礼对唐氏篆刻作品的章法经营布置得体而不失古制之雅趣的高度赞扬。

李祁在《云阳集》 卷九《题张天举图书卷》里也赞扬了一位姓张名天举的元代文人的印章在章法上宗尚古法：

禾川张天举，书生也。工篆刻印章，位置风格率不失古意。一时士大夫多爱用之。间尝为予作二印。

这位书生张天举的爱好受到当时文人认可的原因，是他刻的印章“位置风格率不失古意”。这些描述和笔者所见大部分元代文人用印基本风格的实际情况十分吻合，都是白文效仿汉印章法，朱文宗唐并以个性化小篆入印。可喜的是继元初人谢有源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一位元代篆刻家有自己作品的印谱，而且也是以卷的形式出现的，这说明文人自刻的作品成谱在元代已经是不止一次地出现了。

元末还有一位文人亲自铸造印章，《名迹录》卷六张绅在其“印文集考跋”中记：

甲申乙酉间，予在太朴危先生家，始得江右吴主一所铸印。文曰危氏太朴，曰临江危氏，用于文字之间，皆是阴文，不用阳款，名曰汉文印章。有不合此法者谓之不知汉法。

吴志淳字主一，无为州人，以父荫历主靖安、都昌二县薄，入明不仕。擅篆隶。和虞集交好，虞集为其作《好古斋铭》 称赞道：

余友生曹南吴志淳主一，独好之，自大小篆至于隶书，精好古人之制，朝夕不倦，今天下一家。远迩无间，其游京师，从容四方。凡得秦汉以来石刻墨本累百数十不厌，合故学之保藏，民间之遗逸，几至满家，至其所自为书，深耻俗谬，必高古为则，艺成一家，当为盛世之所不可缺者。

据“夷门广牍本”《学古编》 ，危素 、夏溥 在序中言：

曹南吴君主一笃嗜古学，刻此编于家塾，附以吾君《周秦石刻释音》及《唐宋名人书评》。其用心甚勤。吴君著书之志，庶几有所托于永久。而推明乎先王之理乐，吴君亦将有志焉（危素）

近吴主一得《学古编》、《周秦石刻音释》近代《名公书评》亟刻入板。（夏溥）

我们知道此本吾衍的《学古编》是由吴志淳刻板印行的，《学古编》中吾衍自己的序是作于大德四年（1300），危素的序是作于至正四年（1344），说明吴志淳刻《学古编》之时距吾衍成书已过去44年，此时吾衍已死去33年了。由于《学古编》的流传版本较多，危、夏二人序中又没有明说，所以我们很难断言大德四年后吾衍活着时没有刊行过。吴志淳的好古斋不但刻吾衍的书，对一些有关篆刻的书籍他都刻版印行，如北京图书馆保存着好古斋于至正六年刊行的张有《复古编》的善本。这些史料说明吴志淳不但自己从事印章创作而且目的性十分明确地为发展篆刻艺术进行广泛传播活动，这为元代后期和明代早期篆刻艺术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元代文人铸印也不是吴志淳的专利，明初文人杨士奇 在《东里文集》 卷二十《孝子曾先生改葬志铭》里也记有一位会铸印的文人——曾鼎

泰和有孝子曰曾元友……元友先生讳鼎，元友其字，晚更字有实，……工诗，擅八分书，范金为小印章浑然古意。

“范金”当指铸造之事。曾鼎是杨士奇外祖母的兄弟，此铭中称其生于延祐辛酉八月二十二日（1321年），卒于洪武戊午年五月二十九日（1378）。曾鼎无疑也是生活于元代末年的文人篆刻家。

元黄镇成 《秋声集》 卷八中有《赠李子奇》：

同郡李子奇，有材艺而隐于世者也。子奇幼孤贫，独与季奉母居陋巷，浮沉里中，泊如也。然好学，博古于钟鼎篆籀分隶之书，律吕还宫正变之法。有能知者莫不辨问究析，以求其端。尤善琴……先汉公私印章多所考综，凡图书款识或范铜镌石为之，得良朋友与无靳也……

文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位隐居文人李子奇的学识修养和对制印的爱好，从中我们得知他制印的手段为“范铜镌石”两种，是位多面手。据《四库提要》载，黄镇成字元镇，邵武人。自幼刻苦嗜学，笃志力行。筑南田精舍隠居着书，部使者屡荐之不就。最后用执政奏授江西路儒学副提举，命下而卒。至正间，集贤院定谥曰贞文处士。因此，这位李子奇也是当之无愧的元代篆刻家。

邓雅的《玉笥集》 卷一中有“谢李文焕赠图书”诗一首

图书重斯文，考法从异代。大巧人竟为，古拙吾所爱。人生如驹隙，俯仰增叹慨。感君勒姓名，或可传千载。

邓雅 字伯言，新淦人，元末与梁寅游，明初征入京，不受官还。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邓雅具体的生卒年，但是根据他的《玉笥集》中的文章多写在洪武初年来判断，这位送他印的李文焕基本上也当是元末明初人，而且从“感君勒姓名”句可以知道送邓雅的印是李文焕自己刻的，因此李文焕也是篆刻家。

在《槎翁诗稿》 卷五中，刘嵩也记载了一位会刻铜印的篆刻家：

蜀人师季则，自临川来靖安（南昌），省其姑于李氏，岁暮将归，辱贻铜刻赋此答赠。

有美趋庭服，来寻李氏姑。终然思寓县，复此戒长途。篆刻铜章古，精神玉树孤。峨眉烟雾隔，何日上成都。

刘嵩字子高，初名楚，泰和（江西吉安）人。元末举于乡，洪武三年以人材荐，授职方郎中，迁北平按察司副使。十三年手勅召为礼部侍郎署礼部尚书致仕。十四年复召为国子司业，未旬日卒。那么这位师季则也应该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篆刻家。

当我们把熊默庵、谢有源、彭斯立、柳士有、谢复阳、朱自明、俞碧岩、曾维新、唐克谦、张天举、吴志淳、曾元友、李子奇、李文焕、师季则这十几位的资料汇合到我们已经知道的如赵子昂、申屠致远、吾衍、王冕、虞集、柯九思、杨瑀、陆友仁、杨遵、周伯琦、李明善、朱珪等等元代篆刻史的资料中去，我们眼前的元代篆刻史就充实得多，其发展规律更加清晰。说明了文人篆刻家早在元代早期就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在这些记载的内容和语气里，不论是宋代文人或是元代文人，都丝毫没有流露出刻印是工匠所为的低人一等的思想，均被归纳到文人艺事的范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重视。通过元代文人在评论印章时普遍认为书法是篆刻的基础，并且已经涉及到了篆刻的刀法、章法，说明篆刻创作在元代正日益走向正规，与此同时人们欣赏篆刻作品的水平也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这充分说明，当今有人认为在明代周公谨之前无人论及刀法的断言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