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们对篆刻史的进一步地深入了解，根据《印薮》中存录《杨氏集古印谱》的几篇序文，逐渐发现早已失传的元代《杨氏集古印谱》对中国篆刻艺术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认识到了该印谱在篆刻史上的重要性，同时也认定生活在元代中后期的杨遵在篆刻史上是一位较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对杨遵的生平记载，很可惜在诸多可供参考的史料中很难查得，既使查得也是只字片语，难窥其全貌。

《史书会要》卷七中记：“杨遵，字宗道，浦城人，徙居钱唐，篆隶皆师杜侍制”。

当代印学史论家韩天衡先生编《历代印学论文选》中记：“杨遵，字宗道，浦城人，徙居钱塘，生平事迹不详。”

近年，在《翰海97拍卖会》一册中58号拍品为杨遵唯一传世书法作品—《临张伯英二王四帖》，这幅作品使人们识得了杨氏书法之面目。在该册的介绍中称其“以荐起家，累官镇江知府。暇辄登览山川赋诗寄兴”，不知引自何处，尚待查考。在该作品中有杨氏自用印七枚，以印代款。现在有些研究印史的同道认为这是杨氏自用印章的首次发现，其实不然，杨遵的印章在苏轼《枯木怪石》卷中就有九枚之多。从这些印章的内容中，我们得知杨遵号“海岳 主者”和“怀玉山人”。特别是有一印的印文表明了杨遵的宗系，文曰：“浦城杨文公家宗道斋图书印”，这方印不禁让我把他和元代著名文人“浦城杨载”联系起来，杨载（1271——1323年）字仲弘，浦城人，居钱唐。《元史》卷百九十有传，称其为：“博涉群书，为文有跌宕气，年四十不仕，吴兴赵孟 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为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他俩都是祖籍福建，迁居钱唐，他俩之间定有什么关联。

《金华黄先生文集》中有《杨仲弘墓志》一则，使我解开了两者关系之谜。

“……仲弘讳载，姓杨氏，其先建为浦城人，上距宋翰林学士文公凡十一世……父起潜，补京学诸生，因家于杭州又为杭州人，……娶翟氏，子男三人，长即选也，次遵，次迪……。” 原来他们同是北宋翰林杨文公杨亿后人，杨遵为杨载次子，杨文公名杨亿（974—1020）七岁能属文，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诏见，授秘书省正字，特赐袍笏，景德三年（1006年）为翰林学士，杨遵的家学之渊可见一斑。

黄晋的这篇《杨仲弘墓志》使我们对于杨遵的生年有了大概的了解，在其父墓志铭中有：“仲弘既卒之明年，（1324年，泰定元年甲子） 往哭焉，其友 蒋堂，代至八岁孤选之言……”。杨载死于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1323年，至治三年癸亥），此志写于1324年，那时杨遵的哥哥杨选也只有八岁，且弟兄三人，可见那时杨遵最大不过六,七岁，最小也有二，三岁。因此杨遵的生年可定在1317——1321年之间。把以上各种史料上的有关杨遵的记载综合起来，虽然还欠详细，但是已能说明一点问题了。

韩天衡先生《中国印学年表》1333年下有“约此时杨遵（宗道）辑《杨氏集古印谱》四册”，在其编辑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杨氏集古印谱》的注释里也有“是书约成于1338年”之说。据上述杨氏生年推得，1333年杨遵也只有十六，七岁，就是1338年杨氏也只有二十出头。凭其当时的阅历是不可能完成七百多枚印的搜集，订释等编撰工作的。再则细读《印薮》中存录的五篇《杨氏集古印谱》的序跋并参照有关文献后发现《杨氏集古印谱》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疑点待解。

所谓《杨氏集古印谱》现有史料完全可证其原名就叫《集古印谱》，“杨氏”乃后人为了区别其他印谱加上的。这部印谱由于时代久远，早已失传。如今我们已无法亲眼目睹了。对它的了解我们也只能根据明代顾氏《印薮》中存录《杨氏集古印谱》的王沂《杨氏印谱序》、俞希鲁《杨氏集古印谱序》、周伯琦《印谱题辞》、王褘的《杨氏印谱赞》和唐之淳的跋中了解一二了。此五篇被韩天衡先生收入其编辑的《历代印学论文选》。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唐之淳的跋，唐跋的内容对我们研究和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唐之淳是最后一位看到该部印谱并用文字记述了它的全貌的人。唐之淳（1350—1401年）字愚士，山阴（浙江绍兴）人,曾官建文朝侍读预修书事,博闻多识.据《大观录》记载他“善笔札，篆隶得李斯，李阳冰体”。此跋作于洪武三十一年（1397年），现全录于下：

右《集古印谱》四册，其一曰“上之上”，皆官印，印文百有六。其二曰“上之下”，亦官印，文如一册而益其十有四。其三曰“下之上”，皆私印，文如二册而复益其五十有七。其四曰“下之下”，亦私印，文视三册而损其五十有二。“下之下”尾，又有吾氏摹印，篆官私具一百五十六，去其重复八十四，而取其七十有二，复缀以收附私印百有十六，连诗文题跋所识鲰十五，共凡七百三十一，旧谱以印印纸，光采灿然，旁书形钮之制，若玉，若玛瑙，若铜，若银，若涂金，若涂银，官则曰某代某官，私由曰某姓若名字，至为详悉。惟吾氏所摹直以墨拓于纸而已，谱始集于浦城杨遵宗道，备载襄阴王公师鲁，番阳周公伯温，金华王公子充，京口俞公希鲁所撰文，后归吴郡陆友友仁，则有高邮龚 先生及内翰虞文靖公，揭文安公为赋“卫青”玉印诗文，可为左验。今藏西平沐府。余为前军左都督李公手摹一过，公览而爱之，遂装潢以藏诸箧笥，然余观王俅《啸堂集古录》，吴兴赵文敏公《印史》，太末吾先生《印式》，钱塘叶景修《汉唐篆刻图书韵释》，皆未若此谱为祥，盖汉有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则减除，少则增续，与隶相通。汉，晋印章，皆除字择日，封拜者必铸以授之，军中急于行令，故印文多凿，官重者或两刻成文，虚爵者或正其文填以金银，人为私印，多刻非铸，六朝而降，参用阳文，终非古法。唐用阳文，始屈曲盘回，如所谓缪篆，而古法渐废。至宋绝无知者，故宋印皆大谬。元官，私印亦用阳文，作俑殆自文敏，如《学古编》三十五举，其自十八举以下，皆详论印篆，荀取是谱而证之，概可见矣。都督公知而好之，其尚友古人之意为何如哉？若余所书，目 手拙，以戊寅岁七月戊戌肇工，八月壬子毕手，历时十有七日，而仅得仿佛云，乃书而识之。会稽萍居道士唐愚士拜手谨书。

　　 是跋对该印谱的全貌描述得十分详细，不难看出唐之淳见到的“旧谱”名为《集古印谱》。其不但在编辑体例上较前人有独到的先进之处，而且是“以印印纸，光彩灿然”的钤印本，只是附后吾子行的那一部分摹印是用墨摹拓的，和王 序中“朱膏墨凝”的描写是相符的。且“旧谱”前面只有四篇序，谱后又另增补了一部分，看来此谱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因此该钤印本当是《集古印谱》的最初版本。看来在早明代顾氏《集古印谱》二百多年前就有以原印钤拓的印谱传世了。此本几经递藏，到洪武三十一年，唐之淳看到时，已入藏西平侯沐英府中。由此可见这种初版本当时钤印量甚微和因稀有而受人珍视的程度。

另当提醒大家，唐跋中明确说明了唐跋并没有跋在“旧谱”上，而是跋在唐之淳自己亲手据“旧谱”为李都督摹拓的那本摹本后面的。此本摹成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即1397年，而那本珍贵的“旧谱”在此一百七十多年后的隆庆六年（1572年 壬申）顾从德和王常编辑顾氏《集古印谱》时，已失传了，他们没有看到“旧谱”原拓的“光彩灿然”，看到的只是唐之淳的那部手摹本，或者是以唐之淳摹本为祖本的再摹本。顾氏《印薮》中收录的有关《杨氏集古印谱》的五篇序，“旧谱”上只有四篇序赞，唯有唐之淳那部手摹本上是五篇具全。他们不知道该谱有祖本，也没有仔细研究唐跋，认为该谱只有手摹本行世，因此他们错误地给唐跋定名为“题杨氏手摹集古印谱后”。 再则是沈明臣的顾氏《集古印谱》序中的“诸家惟杨遵为最多，然仅七百三十一方，晚近世诗文印记亦附之矣，然皆摹本”，之语也说明了这一点。

唐之淳的跋除了向人们介绍了他所见到的《集古印谱》“旧谱”的册数、体例、大致内容和其独特之处外，还向人们说明了他看到“旧谱”时，上已有王 沂，周伯琦，王 ，俞希鲁的四篇序赞。并重点说明“旧谱”上还有龚璛、虞集、揭傒斯因汉代 “卫青” 玉印而赠陆友仁的题诗，并以此为该“旧谱”“后归吴郡陆友友仁”之佐证。看来他们的题诗都是亲笔墨迹无疑。这一点将为我们揭开《杨氏集古印谱》之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再看俞希鲁的序，俞希鲁（1279—1368）字用中，丹徒人，庸弟。举受处为独峰书院长。移饶为长芗书院，除庆元路学教授，擢归安县丞，升江山县尹，改永康，皆著治绩。至正十七年以松江府判 仕。明洪武元年卒，年九十。编有《至顺镇江志》。其序曰：“余家藏王子弁《啸堂集古录》，列古印刻式三十有七。后游杭，识竹房吾子行，得《学古编》，其所收益富，当时视为赅博。乃今见浦城杨侯宗道印谱，绝出二书远甚，……盍亦录梓而行诸世，俾好事者得有所考焉。宗道其勉之，京口俞希鲁”。

黄敦先生在他的《论元代文人印章发展的三个阶段》一文中以俞序有“盍亦录梓而行诸世，俾好事者得有所考焉”为证，直称该谱曾付梓于木刻本行世，当为讹解。“盍”为副词，表示反问或疑问，相当于“何不”之意。俞希鲁的本意不过只是提了个建议而已，并不是说该谱有木刻本行世。明代顾从德木刻《印薮》行世，却有点像是受了他这句话的启发。

周伯琦（1298—1369年）以篆书题写了《印谱赞》。王褘的《杨氏印谱赞》是继周伯琦之后而作的，其序中有“鄱阳周公题辞以发挥，语意浑成；金华王褘推演其义，续为之赞，如组笥之著铭。”句可证。王褘（1322—1373年）字子充，义乌人，炎泽孙，师黄晋。元末上书时宰论政，不报，隐青岩山。明太祖取婺州，召用之，累官漳州通判。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为总裁官，书成，擢翰林侍制。五年奉使云南，招谕元梁王，六年遇害，年五十二谥忠文。（案：王褘名从衣从韦，诸多书讹作禕，从示从韦，参宋濂所撰字序，褘兄裕、弟补，名旁皆从衣，可为证。）

以上三序赞，内容基本是以颂扬为主。从语气上可知，都是应杨遵之请而作的，有的甚至有敷衍之嫌。但是值得我们引起注意的是王沂的那篇《杨氏印谱序》序文曰：

浦城杨遵，雅性好古，蓄古印甚富。虑夫物之有形，必有终弊也，乃捆摭其家与好事所藏，摹其文为《集古印谱》。由尚方小玺，王侯将军、都尉太守所佩；县丞、长史、令宰、丞尉、骑督、军曲、军司马等所绾，与夫汉叔孙通、卫青等所怀，炳炳累累然，何其多也。稽时世先后，书制形象，考前代官制，辩古文、籀篆、分隶之同异，又何其精也。嘻！方其磨砻以成形，款识以成文，佩之组，藏之匣，国有官守，家有子孙，固不期于湮沦散弃也。荒墟败冢之间，草莽所翳没，兵火所垢蚀，耕夫牧子之所弄剜，又岂期于隆好者以为奇异之玩也。嗟乎！物之显晦有时，抑又有幸不幸者耶？岂久而必有相得者，亦理之常也耶？是以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不汲汲以外也。或谓今之好古者聚物，斯谱有焉。余曰不然。 为之磬，汾阳之鼎，秦玺汉剑，曲阜之履历，世传以为宝，宁尚赖其用哉，亦曰上古而已。是谱也，上下数千载，间考其制订，其文如其人，其善以劝，其恶以戒，毋但为玩好具而已。襄阴王沂师鲁撰。

该序不见于王沂的《伊滨集》，而在《伊滨集》卷十九中有其为陆友仁作的《集古印谱记》一文。此记和上序相照，两篇的文字基本重合，只是文章开头一篇是“浦城杨遵”，一篇是“吴郡陆友仁”和结尾一篇是“襄阴王沂师鲁撰”，一篇是“天历三年春三月记”等几处小别而已。为什么两篇文章如此相同？王沂为当时著名文人，字师鲁，真定人。延 二年进士，历官翰林编修，国子博士，至正初为礼部尚书，至正中卒。有此地位和身份的他绝不可能把一篇文章改头换尾地去送两个人。因此两篇文章中定有一篇是伪讹的。

那么那一篇是伪讹的呢？唐之淳的跋为我们提供了解开谜底的线索，线索就是“旧谱”上有可为该谱曾经陆友仁之手之佐证的龚璛、虞集、揭傒斯给陆友仁的题诗墨迹。

据史料记载陆友仁名友，字友仁，号砚北生，吴郡人。能诗善书，精古器物鉴定，极得虞集、柯九思之称赏，四十八岁以疾卒。他的生卒年一直没有见详细记载，笔者根据《伊滨集》中《集古印谱记”的写作时间“天历三年春三月”和《伊滨集》卷二十二《书砚北生传后》中“至顺间，余尝序砚北生集古印考，是年生年甫三十， 此著游京师，一时贤豪知名人士皆与交。生负其有，不肯俯首随流俗，巳而归吴中。”的时间和年龄记载来推算，天历三年五月才改元为至顺，因此天历三年也是至顺元年，即公元1330年，《书砚北生传后》中王沂所讲的就是他为陆友仁作的《集古印谱记》。而此年陆友仁三十岁，那么陆友仁的生年为1300年，陆友仁享年四十八岁，其卒年当为1348年。

再据《稗史集传》中记载，天历三年陆友仁至京师，虞集善其书，柯九思服其识而把他推荐给元文宗，但没有来得及被任用文宗就死了。（案：是年虞集五十九岁、揭傒斯五十七岁。柯九思是年四十一岁，拜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至顺三年陆友仁以柯九思将离京，虞集亦危，内顾而无知己。于是和柯九思一同南归吴郡，著《印史》。

由此可知，陆友仁的《集古印谱》上王沂的序和龚璛、虞集、揭傒斯的题诗的时间当都是在他居京师的三年内。再有龚璛在1331年（至顺二年）就死了，也可为证。

陆友仁长杨遵十七八岁，1330年杨遵也不过十几岁，不可能集印成谱。因此唐之淳跋中，根据“旧谱”上这几首题诗说“旧谱”“后归吴郡陆友仁藏”的判断是错误的。反之，却有力地说明了这本“旧谱”当始集于陆友仁，后归杨遵才对。因此这本“旧谱”就是陆友仁的《集古印谱》。

再则从几首诗的内容上看，虞集 “赋卫青玉印诗”的序中有“吴郡陆友仁得白玉印，其文为“卫青”，临川王顺伯定为汉物，求赋”句。揭傒斯的“题姑苏陆友仁藏卫青玉印”诗中有对该印形制和质地等特征描述的“白玉蟠螭小篆文”句。可见“卫青玉印”的主人当是陆友仁无疑。

从各种史料中可以看出，陆友仁在鉴藏古器物方面成就不凡，又有以得到的 “陆定之印”汉印名其子的佳话传世。在印学方面还有一部专著《印史》行世，可惜不传。王沂多次著文对其大加赞赏、推崇备至，如《书砚北生传后》中：“余待诏宣文阁，审定御府所藏珍图名札，品第甲乙。诸公贵人间问：‘海内精鉴赏可召用者'。余曰：‘吴中赵仲穆与生、淮南陈新甫而已'。……又三年诏修辽金宋史，余言任事者曰：生闻见甚博，叙事有法，宜以前代陈无已故事召生，而任事者复以白衣难之……”文中“生”就是指陆友仁。看来陆友仁在学识上与当时名负一时的虞集、柯九思是不相上下的。

既然“旧谱”上的印的原物是陆友仁的，且题在上面的诗也是给陆友仁的，且陆友仁在知识阅历等方面也具备集《集古印谱》的实力，且陆友仁和杨遵年龄悬殊较大那么没有理由再说“旧谱”上王沂的序是给杨遵的。再则考文章中的文字正确与否，当与该作者的文集为准。而《印薮》中存录所谓的《杨氏集古印谱》的几篇序，已是几经传抄，很难保证在流传过程中被人出于何种目的而讹抄。

综上所述，可以还历史之本来面目了。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唐跋中所称的“旧谱”就是陆友仁的《集古印谱》，陆友仁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过人的文史知识，创立了有独到之处的先进的印谱编辑体例，并选用自己家和同好所藏古印，于1330年前就完成了该谱的主要部分，并携是谱去京师，王沂为之作记，同时也受到同道的一致好评，纷纷题诗于上。陆友仁其死在中年，1348年后该谱流入杨遵手中，杨遵对该谱进行了增补和完善，并再请诸贤达为之作序赞。1397年已在西平王府中。

“旧谱”是钤本，又没有刻版印行，看来也是孤本，只有唐之淳勾摹了一本，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看到曾有其他版本的文字记载。因此关于讹传之事，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杨遵“偷梁换柱”，改动王沂的题记，据该谱为己有。因为这种改头换面之术在历史上是常见的作伪方法，如著名的宋《张即之行书报本庵记》真迹中，有些文字就被后人删改、移动过。二：就是唐之淳在勾摹时不知其究竟而妄加改动。陆友仁死后二年唐之淳才出生，此跋写成时陆友仁已死去五十多年了。此时杨遵活着也是七八十岁的人了。看来唐之淳对陆友仁和杨遵并不太了解，不然唐跋中就不会说旧谱“后归吴郡陆友仁”了。 总之，如今我们已无法看到“旧谱”，连唐之淳手摹本也无法目睹了。因此以上两种判断也只能是根据可考史料来推断而已。

虽然《集古印谱》是陆友仁的但是杨遵也功不可没，从杨遵自用印的水准之高来看，我感到元代人对秦汉印的理解之深刻，对印章形式特征掌握之准确，刻制的表现能力之高超。有的印章可以和秦汉印的精品相媲美。因此杨遵也是元代印宗秦汉的典范，其艺术眼光当数一流，可称为元代篆刻史上之重要人物。

元代在篆刻方面留下的未知数太多，有待我们在大量有关历史文献中去寻求、查证。此篇拙文，当为抛砖引玉，望有识之士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