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为《古玺考释五题》，去年发表于考古与文物丛刊第四号《古文字论集》（二）。今去其“左桁廪木”。“枾（市）”两题，余文亦略作删削，以应社刊之征。并与印学界的朋友们交流、请益，是为快事，敬请博雅君子指教。

右庶长之鈢

1958年夏，青州市文物干部从益都镇废品站中捡选到的古印——“右庶长之鈢”（图一）文字释读并不困难，但是这方铜质方形抹角的大印非常可疑，疑点有三：其一，此玺径长6.6×6.7厘米，在古玺中属巨玺，仅次于燕国烙马印日庚都萃车马。此玺柱钮有穿，与先秦古玺的鼻钮不同；此为右庶长爵位之“佩印”，如此之大，实悖于常理。其二，秦国的玺印制度非常严格。明人董说曾谓，秦国“有司之赐印，自秦孝公变法始耳。”《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符节令，汉少府届官，主符节事，遣使掌授节。秦称符玺令。”知“有司之赐印”当符玺令所为，“有司”即“符玺令”，应不晚于秦孝公之时始设。商鞅，卫人，姓公孙名鞅，以封于商，也称商鞅，商君。入秦历任左庶长，大良造。相秦十九年，辅助秦孝公变法。据《史记·秦本记》裴骃集解引《汉书》，商鞅变法，制定二十级爵，左庶长为其中之第十级，右庶长为第十一级。第十一级爵称的用印已如此之大，最高一级爵称的用印将作如之何?而且有司颁印，二十级爵称今只见此一印，其他的十九级爵位用印，末见一种，何也?其三，诚如孙文所言，该印印文为大篆。秦战国时期通行小篆。春秋中晚期的《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文字》中都已有近40％的文字已是小篆结体。《左传·襄公十一年》记“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鲍、武为左右庶长。据文献所记职官名及以此玺印文大篆而论，此印应为春秋时秦印。但其用字十分混乱。首先，“右”字字形与秦公钟、石鼓文及秦小篆的“右”字不同，却与齐鈢的“右”字结体风格相似。(图二)其次，“庶”字字形与石鼓文的“庶”字不同，却与西周的盂鼎、矢簋、卫盂、毛公鼎的“庶”字同形无别。(图三)再次，“之”字与石鼓文、秦印“工师之印”的“之”字不同，却与齐鈢、楚的“之”字相同无别。(图四)最为明显的是“玺”字。可定为春秋中期的秦印“王兵戎器”，不用“玺”字，“工师之印”用“印”也不用“玺”字，而此印的“玺”字的“金”旁却是楚国的通行写法，应是判断楚鉨的可*标尺。如计官之鉨、安昌里鉨、戬岁之鉨、中截之鉨等一批楚鉨的金旁都是这样的写法。(图五)此玺印虽字出有据，然东拼西凑，用秦国的爵称（官名），却用齐国、楚国的玺印文字，终不免露出马脚。但是此印不俗，非高手不能为，颇让行家走眼。

清末，山东潍县制假鉨印之风最盛。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在“银鉨及中空印”、“仿制子母套印”、“古玉图考补正”、“临淄出土印鉨多异品”等文章中屡次提到潍县人仿制古印的事。“潍县刘学诗胥伦等，皆能赝品古印。李氏昆仲技术尤高，兄名汝滨，弟名汝寅，时号李五、李六。……杂以班锈、骤视直无以辨，技甚神妙。……马庆灏之弟子有王临春者，能伪封泥。同时有王四皮，技尤善，每制辄作千百品，埋之地中，历年取出零售，……潍人伪制鈢印者，今时尚有多人，……作伪之术则日新月异，言之慨然。……”（《古印及封泥之伪制》）“邑有刘学师，伪造古印能乱真，簠斋致吴愙斋、鲍子年手札中的所谓刘小鬼者也，诸城尹孝廉祝年彭治金石有声，时以伪物欺人。过潍访学师，以阳向邑鈢拓本属刘仿制，字锈逼真，持售吴愙斋，愙斋重价得之。大喜。……”（《阳向邑鈢》）所以，献唐先生说：“古物亦实有真出土而为赝品者，唐宋以来之仿造，其沦于土中者无论矣。”在举例说明以后，他发出：“可知出土之物，不必尽当为真器”（《出土赝制》）的感叹。此话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既然出土之物都不必尽当真器，更何况是“征集”或“检选”的呢!

卜正

　　 《古玺汇集》5128号著录一方圆形阳文印，原释为“政”，（图六）并误入“单字玺”类。此印“正”的右边不是“支”，而是一竖一短横，即“卜”字。“卜”从周晚的卜孟簋到春秋晚期的盟书，以及战国的玺印都作此形。（图七）而“正”字上多一笔画正是楚文字（如王孙诰钟、楚王酓忎鼎、楚子弹库帛书等）及《说文》古文的特点。（图八）

正，即官之长，在先秦典籍中多见。如陶正、马正、乐正、里正、贾正等。

“卜正”一职见于《左传·隐公十一年》，滕侯与薛侯朝见印隐公，朝见时欲争前位。滕侯说“我，周之卜正也。”注曰：“卜正，官名，是（周）天子的卜官之长。”《鲁昭公十三年》，楚平王召见观后，观后对楚王说：“臣下的祖辈是卜尹的助手。”于是楚王就任命他为卜尹。卜尹是楚国卜官之长。洪业等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中与卜事有关的条目117见，除上述两例外，还有“卜人”4见，鲁国卜人卜楚丘3见，卜徒父、卜招父各1见，卜偃7见。此处的“卜”非姓，而是官名，春秋时人的官名在前，姓名居后。《左传》中记录了如此之多的卜筮活动与卜人姓名，可见当时统治阶级对卜筮活动的重视。先秦时祟尚迷信，自商至战国亦然。《会笺》“筮人职”曰：“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大凡征战、婚娶、出行、用人、郊祀、牲养等等，皆可“卜以决疑”。战国时期，贞卜之事渐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在21座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有字竹简，其中遣策、法律文书及典籍居多，有卜筮祭祷内容者仅见战国中期的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江陵望山一号墓、荆门包山二号墓等三座墓葬。但包山简中卜筮祭祷记录内容殊为丰富，主要是为墓主贞问吉凶祸福。完整的卜辞，格式大致为前辞（贞卜时间、贞人名、卜筮用具名称、请求贞问者的姓名）、命辞（贞问事由）、占辞（根据卜筮结果作出的判断）、祷辞（向鬼神祈祷，请求保佑）和第二次占辞等五部份。战国时期，虽然文献及竹简中关于卜筮的记载不太多见，但仍然有不少从事卜筮工作的官员。包山简中贞人有十一人之多，如陈乙等人，就是证据。

“卜正”线条圆转华滋，两字大小搭配揖让有度，疏密自然，殊为可爱。“正”字的笔势结体均近似楚酓忎鼎，但形制则圆形阳文线条不类楚鉨，而近似三晋。时代应为东周时期，很可能是春秋时期的楚国官鉨。

取女

　　 《古玺汇编》3338号著录一方形阳文玺印（图九），原释为“取女”，确不可易。但应是官玺，却误入私玺类。

“取女”，典籍又作“娶女”。男方曰娶，女方曰嫁。嫁娶之事在先秦典籍中屡见。《春秋经籍引得》记与“娶女”有关的条目计52见。

“晋献公娶于贾（国），无子。……又娶二女于戎。”（庄公二十八年） 　　

“郑武公娶于申（国）。”（隐一） 　　

“莒子娶于向（国）。”（隐二）

“蔡景侯为太子段娶于楚（国）。”（襄三十） 　　

“（鲁国）臧宣叔娶于铸（国）……”（襄二十三）……

“娶于某（国）”，即“娶女于某国（娶某国之女）”，省略了“女”字。“娶二女于戎”即是常例。《史记·楚世家》：“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娶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娶二女”、“娶秦女”皆为“娶女”之繁式。

《说文·女部》：“娶，取妇也。”是知“娶”与“取”，同音通假。典籍中，“取”多作侵占、夺取、占领意，也有作娶之意者：

“子反欲取之（指夏姬），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成二）”于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成七）这两段话里的三个“取”字皆同“娶”。……

娶女在东周时期是有一定礼节的。首先是“同姓不婚”，即《公羊传·哀公十二年》中所说的“讳娶同姓也。”其次，丧妻者“三年之内不重婚”，即“娶在三年之外”，但也有不到三年娶女者，“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意在冲喜。再者，诸侯在娶女之前要派一名大夫到嫁女国去行聘，并商定迎娶的吉日。“纳币（送聘礼于女家），大夫之事也。礼，有纳采（接受彩礼），有问名（询问被娶者亦即嫁者之名），有纳徵（徵，诚也，女方纳币即受物，复书，婚仍定），有告期（择迎娶之吉日），四者备而后娶，礼也。”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公羊传·庄十九》）即兄之子及弟同前往。诸侯嫁女，派大夫随行称为媵臣。陪嫁的物器称为媵器。《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就有许多媵器铭文。

先秦时对于嫁娶的季节也有较为合理的规定。令我们欣喜的是，在1941年盗掘出土的战国中期《子弹库楚帛书·丙篇》中找到了“取女”的确证。

余取女　［曰］余：不[可］以乍（作）大事。少果杲囗囗龙，六（其）囗取女，为邦芖（茂）。囗（图十）

畅案：余月（四月），不可以作大事（指战争），以免妨碍农业生产，但可以取女，为国家生育繁衍。（楚帛书）中涉及取女婚嫁者还有，如月（二月），可以出师打仗，筑城邑，不可以嫁女，或取臣妾。秉月（三月），气温转暖，意谓牲畜可以生育繁衍，可以取妇嫁女。臧月（八月），不可以筑室（宫殿房屋），不可以出师。邦国将大乱，有逃亡之事。取女不吉。敞月（五月），也有取女及取臣妾之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在东周时期，娶女通婚是诸侯之间的一件大事。既然有玺印传世，则说明这是一个办事机构，或曰官署名称，专门负责诸侯及王室贵族子弟的聘娶事宜。准此，则“取女”应是官署名；“取女”玺印应是官玺，而非私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