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界恐怕没有不知道王澄先生的。20世纪70年代末，书法复兴刚刚开始，王澄先生即以一幅康体行书“鉴真遗志”四个大字，夺得上海《书法》杂志举办的群众书法大赛一等奖。世有书法大赛一事，大概以此为滥觞。当然，王澄先生并不是侥幸获奖，而是实至名归，此前已各体俱能，锥处囊中，脱颖而出是必然的事。对于当今走马灯式的展赛来说，一次获奖的意义也许并不大，而且，由于评选的复杂化甚至异化，获奖可能包含着太多额外的因素，但那个时代，书法的神圣性还相当丰满，劫后复生式的首次大赛也担荷着巨大的历史使命。因此，这次大赛的获奖者，不拘后来是否还能够引领风骚，在当时，就遂即被定义成了历史人物。

王澄先生也正是由此，开始以书法为职志。更明确地说，又以康有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方向的选定，一方面是不负康体名家之名；另一方面是作为广泛掌握篆、隶、草、行、楷的书家，王澄先生尤以碑派书家自任，而康有为作为碑派创作和理论的巨臂，也适合作为他研究的对象。王澄先生临池下过多少苦功，我不是太清楚。但是，即便王澄先生是天纵奇才，若无笔冢墨池之功，恐怕也难以写出那么浑厚恣肆的线条。试问能直接以不掺水的一得阁墨汁书写，又能指挥如意、燥润相间者，有几人欤？因此，王澄先生一旦方向既定，便能迥出侪辈，即以其20世纪80年代末，甚至1986年“墨海弄潮”时期的行书而论，说是有当代典范的意义，也不为过。然而，“墨海弄潮”展的集子上，王澄先生有这样一句话：“最令人不安的是，认识否定了过去，而对未来却茫然一片。”我想，尽管王澄先生当时已经成就卓然，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书法家，他显然已经在思考更为长远的问题。也许著名的“深入一家，逐渐蜕变，不与人同，避免僵化”的“十六字方针”，与“碑体行书”的概念，就是这一时期思考的结果。

王澄先生不是专门的书法理论家，却拥有骄人的学术成就和理论成果。《中国书法全集_康梁罗郑卷》、《中国书法全集_于右任卷》以及大量的学术文章，不仅显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尤为可贵的是，这些理论建树与他的创作相互表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但凡做学问，比如研究康有为、于右任，是否同时也写康有为、于右任，是不太一样的。其区别，就如王国维论词的“隔”与“不隔”。这是题外话，知者自能会心。

如果说学问已然可贵，则思想尤其可贵。王澄先生的研究成果之所以影响深远，就是因为闪烁着思想的光芒。碑体行书、碑体草书不仅是一个概念，还包含着宏大的体系构建。它打破了碑、帖生硬的划分，消除了碑帖结合、以碑化帖、以帖化碑的笼统模糊，明确指出以碑、特别是魏碑为基础去写行草，这一看似生僻的大道，非过来人安能语此？如果我们悉心体会于右任晚年草书，自能从中受益。至于“十六字方针”，数十年来，已有无数书法人信受奉行，成果斯在，无可置疑。它由经验谈已上升为方法论，从而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这些理论成果，也折射出了王澄先生的创作历程。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家乡的一家书画店中，挂着王澄先生的一件行书作品，写的是“江湖不可竟其际，金石相期无俗声”。我是一回经过一回看，一回看过一回痴。其元精耿耿、熔金出冶，吞吐大荒、气贯长虹之概，令人心驰神摇。当是时也，执海内行书牛耳者，舍先生而谁？甚至有论者认为，撇开历史地位，他的技法已经不在康有为之下。

然而，王澄先生又果然不僵化，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毅然一变，变团结紧致为大气回旋。其字法不再四面拱卫、饱满团聚，而是似散缓不收，一意横展而富于分书意味。康南海论书，极力强调分书意，而康氏本人作字，却多取纵势。我想，大概王澄先生是注意了这一现象，而不避险远，独造幽深的。为了不与人同、不与古同，他舍弃了业已驾熟就轻的结构语言，甚至不复以横平竖直为念，营造了狂飙云海、电闪雷激的艺术境界。对其书作，相与缭绕回翔，似使人站立不稳，瞠目结舌。若无深厚功力，犯险若此，恐怕早已收拾不住，而王澄先生以雄厚的篆、隶、魏碑基础的高超的控笔能力作铺垫，却举重若轻，了无鼓努之感。

如果王澄先生把这一图式稳定下来，稍加砥砺，也已足以佐证他对碑体行书、碑体草书的倡导，而以独到的面目挺立于碑派书家之林，比肩前修，庶几无愧。然而，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虽然淡泊自律，而内心激情澎湃、翻江倒海的艺术家，他不会为四海声名所累，更不会屈从于市场的引诱，而是适我所适，求我所求，乐我所乐，独行其是。也许是因为近年颇涉丹青，也许是因为心境的改变，三合书屋一变为仰山堂，再变为半禅堂，王澄先生书风，又在新的丕变过程之中。此次丕变，目前还属于“正在进行时”。窥其端倪，是删尽精工巧丽，一任恣肆颓唐。怀素《论书帖》有近年颠逸全胜往年之语，则花甲之后的王澄先生，况味约略似之。方其石青藤黄，挥洒胸中丘壑，不衫不履，脱巾独步之时，也许冉冉之间，以为种种营构安排，终不及天工造化，大朴不雕，大美不饰。影响于书，则洋洋洒洒，左颠右踬，淡浓间出，一任天倪。杜甫有句云：“侧身天地更怀古，回首风尘甘息机。”烂熳之境，正在于绝圣弃智或色空不二之中也。

此次“水.冰”书画近作展，便多率意之作，即使较用意者，如《兰亭叙》六屏巨幛，也见得信手信腕，天机活活。此为大破大立，蠲扫执着，也许一时不能为人接受，甚或将冒“退步”之谪。然而，书，心画也；艺术，心学也，岂为邀众赏而博喝彩耶！“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凤凰浴火而重生，王澄先生必将以全新的艺术境界，维护碑体行书、碑体草书的尊严。我们现在看到的，还只是序幕。

人可以不事丹青，然而胸中不可无烟云；人可以不做诗人，然而胸中不可无诗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王澄先生在书法之余，颇喜丹青，而在书画之中，又富饶诗味。王澄先生不以诗鸣，而经年不废吟咏，正是诗心诗才和诗人气质，支撑着他的书画艺术，迥不与世俗酸咸。而颓唐天放，啸歌自适，也只有诗人能之。其重要书学观点，也往往出之以诗的形式。如《魏体行书赞》：“残碑断碣任求之，借得兰亭入砚池。一洗千年尊帖病，雄浑拙朴写新辞。”（原注：余于1985年提出魏体行书说，后有此诗。）《碑体草书赞》：“周秦汉魏自优游，碑帖兼融草势周。千古纵横谁独得，三原于氏海天侔。”（原注：碑体草书提出于1997年余编纂《中国书法全集?于右任卷》时。）至其悠游书画，心旷神怡，则如《棚下曲（新居平台筑一凉棚，甚惬意）》：“不洋不土曰如棚，白架周围绿顶轻。亦阔亦宽堪望远，无遮无碍更昭明。纸新墨古胸中意，手敏心闲物外情。楼上文章棚下曲，春风秋雨寄平生。”至其感怀伤事，忧从中来，发为吟咏，寒生脊骨，如不可堪。如《诉衷情?意渐凉》：“秋风残叶卷书窗，独自黯神伤。都缘爱恨交错，情未了，意渐凉。多少事，似平常，却难忘。赤诚相待，伪诈相还，最断人肠。”此词读罢，沉默久之，一种滋味，无可言宣。古来书家画师，举凡诗文书画俱不可一世者，往往自谓诗第一。后人或仅知其能书能画而已也，则揣度其意，以为科举情结或故弄狡狯，是不知前贤用心用情之深之广也，其书其画皆其诗之注脚也。在我的眼里，王澄先生首先是诗人，他是诗人书法家、诗人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