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劫难（下）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只剩30元生活补助费，原有的积蓄也只能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展出在“荣宝斋”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就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便把书画买下，回校后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100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老师的关怀让启功心里头很感激，使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更猛烈的“文革”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看来这次恐怕实在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他提笔写了两句诗，上联是“草屋八九间”，下联是“梨桃松柏树”。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庾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这两句诗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疼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造反派不得不放启功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满足感。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10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乱世。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他抬头看了看家中墙上挂的那副“草屋八九间，梨桃松柏树”的对联。在这时，启功把这副对联撕下来啦，他说：“我得有良心！我不能再挂这个八九间啦……这不成讽刺了吗？那个时候讽刺可以，现在不能讽刺了。”于是他兴奋地研好墨蘸上笔写了一副对联，然后踏在凳子上贴在墙上。

现在他一心一意掂记着的是后屋里的四口袋材料，那里装着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心血结晶。他打算在有生之年，摒去一切杂务，写成几本关于书法、汉语语法、古代文学、文物鉴别的书。

启功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到如今，据我个人所知，目前已经出版的书有：

论语言文字的有《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说八股》；书画创作有《启功书法选》、《启功书画作品集》、《启功书法留影集》、《千字文》；书法理论有《书法概论》和《书法概论参考资料》、《论书绝句》等；论述金石文物的有《启功丛稿》；诗歌创作有《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和《启功赘语》。

就从以上这些著作而论，启功先生涉猎的学术范围之广，功力之深以及才情之高，已至无需评论的境界。

《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