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贤妻（下）

在困难的时候，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右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你出版，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启功听了妻子这些朴素的话，心头荡起一股暖流，解开了心头的死结。

当生活拮据的时候，妻子便把珍藏的首饰拿出去典卖，换得钱做点好吃的，留着启功回来吃。她知道启功经常需要添置新的书，每月生活再紧，她也总要留出一部分钱给启功买书用。“文革”开始后，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启功内心出奇的平静。他想，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我就私下里治学。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一见红卫兵，她立即咳嗽，启功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一次，造反派来抄家，什么也没查到，便问启功：“你家有‘封资修’的东西吗？”启功说：“‘资’没有，‘修’也没有，就是有‘封’。”几个好心的学生有意掩护地说：“好吧，那就给你封上吧！”在门上贴了一个封条：“启功家已查封”。这样，他和妻子就更安心了。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细心的妻子偷偷地把启功宝贵的藏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放在一个缸里，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深深地埋在土地的深处———神不知，鬼不觉，就连启功也没告诉。

1975年，老伴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临去的时候，才把藏书、画、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启功到后院挖啊、挖啊！挖出来打开一看，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连一张也没丢。

老伴去世后，1979年，北师大党组织正式为启功平反，宣布“右派”系错划。为他加了一级工资，他让给了更加需要的人。问他有什么意见，启功喟然叹曰：“改与不改，对我都无所谓了。”那位同志愕然问：“为什么？”启功说：“当初知道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特别为我揪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我老师陈垣，一个是我老伴，现在，这两个人都不在了……”说至此，不禁潸然泪下，老伴与他共同生活了40多年，除了吃苦受累，提心吊胆，没过一天好日子，今天，终于直起腰来了，她却永远离开了他……

启功的老伴惟一的遗憾是他们没有孩子，她一直执著地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启功在辅仁大学教书的时候，经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一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反而对那位老太太说：“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他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人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了我的心愿！”她的善良已经到了超自我的程度。

1975年，老伴临走的时候，除了告诉文稿的藏处外，还嘱咐启功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再找个人照顾你！”

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妻子说：“你如不信，可以，赌下输赢账！”启功说：“将来万一你输赌债怎么还？”妻子说：“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妻子死后，做媒人四面八方来，启功先生不同意，介绍人竟来查房是双人床，说，启功肯定有意。启功知道以后，干脆把双人床换成现在用的单人床。

启功先生的好友张中行先生评价说：“像启功这样的好老伴，世间上没有超过她的，再怎么找，也找不到的！”

启功对老伴的感情是极深厚的，如果说启功尘缘未了，那么这绳子一头便牵系在夫人身上，使启功日夜萦怀，寐寤思之。启功与夫人栉风沐雨，相濡以沫，共历坎坷数十年，正当启功要“得劲儿”时，夫人却忽然撒手而去，启功悲伤至极。启功还有了“我应该受些苦才对得起她”之想。这种朴实宽厚的夫妻之情，以及可以猜测的启功心中“她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的那种愧疚，不正是反过来说明了启功的道德情操吗？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副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11月1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