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友乐心龙兄草书恣肆跌宕，气势超迈。人如其字，乐兄自视极高，颇有睥睨一世之概。一日私下告我，在当今的书法界，他佩服两个人：水赉佑和穆棣。他又说，水赉佑是资料狂，穆棣是考证狂。以乐兄之自负，能说出他所佩服的两个人，这两个人自然是不可小觑。水赉佑何许人也？水先生退休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资料科科长。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之大型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他虽不是主编，但却是实际的执行者。水先生有腿疾，但在丛书编纂之际，不辞劳苦，四处颠簸，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选书、复印书，为那部功德无量的丛书的出版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数十年来，他还勤奋地收集书法史料，据说家中床下柜上堆满了资料。说他是资料狂，可谓实至名归。

穆棣何许人也？穆棣1947年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无锡。少年时学业优秀，文革前为江苏省重点中学无锡一中的六六届高中生。文革中辍学，下放苏北东台县务农。躬耕之余，勤于临池，一手小楷写得古雅温润。文革结束后返无锡工作。1978年高考恢复，以穆棣既有的基础，考上个名牌大学应毫无问题，但因种种原因，终不能如愿。返城后，先在无锡市博物馆工作，现为无锡市书画院的国家一级美术师。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穆棣开始投入古代法书的考鉴工作。最初是考订五代名书家杨凝式的《韭花帖》，尔后逐渐扩大到古代法书的考订乃至收藏史的研究。自从90年代发表《韭花帖系列考》后，一发不可收拾，近十余年中，先后发表数十篇古法书鉴定的论文，成为当今鉴定界一位极有实力的中年学者。

穆棣研究古代法书的学术条件，可用“艰苦卓绝”四字来描述。虽说无锡地处江南，自古乃文化中心之地，但要从事古代法书的考鉴工作，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资料，仅以无锡市图书馆和个人的藏书来说，都很有限。因此，为了收集资料，他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次为了测量怀素《自叙帖》的尺寸，他专程到合肥，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日本二玄社精印的复制品。有一年我回国在上海省亲，碰见水赉佑先生，他告诉我，穆棣正在古籍出版社的资料室里看台湾出版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每当想到他的研究条件比起在大博物馆工作的专职研究人员要差许多，而他所取得的成绩却毫不逊色时，我不禁为他的奋斗精神所感动，这时，我对乐心龙兄对这位考证狂的钦佩也有着更深的同感。

虽说大的环境和周边的研究条件对穆棣来说并不十分理想。但以个人的才情和素质而论，由他来从事古代法书的鉴定工作，却又是“得天独厚”。其一，书法方面的造诣。虽说他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以考鉴为主，即根据印章、法书的文本、著录、题跋等来考订古代法书，但由于他擅长书法，在需要运用这方面的知识来判断作品的真伪和断代时，他有这方面的功力。其二，逻辑严谨的思维。这显然得益于他中学时代对数学的爱好。数学锻炼了他的思维，使他概念清楚。他在考订工作中经常采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一些古代的数据进行计算和统计，并在此基础上来推出自己的结论。其三，坚定的意志力。穆棣1988年到无锡书画院工作时，正值商业大潮涌来之际，同行们多投身于营利的书画创作中。作为国家一级美术师级别的书法家，穆棣本可以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他却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古代法书的考鉴上。发表一篇书法鉴定的文章，除了多年的积累不说，即使是从构思起草到修改定稿，也起码要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所得稿费不如卖一张一二十分钟就能完成的行草条幅。而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要多年枯坐冷板凳，非得有坚定的意志力不可。其四，特立独行的精神。穆棣所研究的许多古代法书，一些著名的前辈鉴定家都已发表过见解，这些见解常被人们认为是权威的意见。穆棣既不盲从权威的意见，也不为标新立异而刻意作翻案文章，而是对最基本的资料作更为细致的考察和严格的分析推理，实事求是。他的不少文章正是和当今书画鉴定界的一些权威人士（如启功、徐邦达等先生）进行商榷的。其五，深重的使命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承认，穆棣在前四种素质之外，更多了一种深重的使命感。他觉得，经过多少个世纪的社会变迁、战争动乱，那些经前人精心呵护保留下来的古代法书，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自己应该为研究这些财富作出贡献。正是上述种种个人素质，使他能够在一个日益喧哗的社会环境中，潜心研究，并持续地取得坚实的成果。我相信，假以时日，他在鉴定界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虽说，穆棣在鉴定古法书方面的成绩已为海内外的同道所瞩目，但是，现有的体制对他这样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投入某一名师门下的自学成才人士的接纳和支持却是很不够的。他不在高校工作，申请科研经费几乎不可能。他要得到社会的承认，也要比那些有高学位和有各种学术桂冠和社会头衔的人们要困难得多。而要在那些和文物界有密切关联的重要刊物上发表和鉴定权威们商榷的文章，也不那么容易（除了和唐兰先生商榷的文章是发表在华人德兄和我合编的《兰亭论集》上外，大多数和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等商榷的文字是发表在台北故宫的一些期刊上）。他不在大博物馆工作，考察原作的条件也很不理想。这些年来，他一直在从事对宋代的装裱样式“宣和装”和“绍兴装”的研究，如果能有机会在各大博物馆考察原作，情况又该会多好。虽说，种种困难非但没有让穆棣气馁，他在国内外都有学术上的知音帮他在港台和海外查资料、买书，但是我们的体制也应该接纳像穆棣这样已经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学术实力的人才。是大学和博物馆没有空缺吗？不是。到大学正式任职现在需要有学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邀请一些从未读过大学的学者当教授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而博物馆内靠着关系进去而对研究毫无兴趣的也大有人在。我总以为，中国的学术要有大的发展，个人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比较公平的学术观念的建立则更具有关键的意义。至少在目前，我们的体制能提供给像穆棣这样不在体制内的研究者的支持是很不够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行业都在提高专业化的程度，标志之一便是越来越讲学历。这样一来，留给业余从事研究的人们的空间可能会越来越小。可是，中国艺术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领域，有许多课题都等待着人们去研究。穆棣虽非专职从事鉴定研究，但他的专业水平却很高。他的成功，不但为许多业余从事书画研究的年轻人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也为我们的体制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能为这些人才做些什么？

从上世纪80年代初经老友华人德兄介绍与穆棣兄相识，于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每次见面，听他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总是分享着他成功的喜悦。如今他的论文结集出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每思及他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心龙兄所云“考证狂”便出现在脑际。心龙兄所说的“狂”是什么呢？那是对事业无怨无悔的热爱和执着，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癖”。明末清初文人张岱曾说，“人无一癖，不可与交”。穆棣兄乃有一癖之人。希望读其著作者，都愿与之交。

乙酉新正于波士顿之云庐

（本文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中国艺术史教授，著名书法史学者，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