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是康成元将军的茶余饭后事，也是他人生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说是茶余饭后事，是因为研习书法只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业余爱好，然而从他长期的艺术实践和成就看，从其在当今书法领域的地位和影响看，书法已不仅不是茶余饭后事，而是将军戎马生涯中尤为精彩的篇章了。

康成元将军学书是植根传统,坚持传统,不懈地沿着传统书风进行探索的实践者。在博大精深的传统书法面前，他以古代碑版和历史上某些书体在演化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形态为其笔语参照，潜心研习诸如唐代以前的“二爨”《好太王碑》、《广武将军碑》、《嵩高灵庙碑》以及大量的汉隶和行书。累年艰苦的创作实践，使他与书法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深入传统，探幽撷微，兼收并蓄而又博涉约取。《爨宝子碑》是他得以在书坛名世的根本，他深悟熟谙此碑的精神意态和风神内涵，紧紧抓住形貌上的酷似，大胆地在神似上进行深入地研究剖析，他已将此碑其形其貌其韵其神铭刻在心,实现了形神兼备的视觉效果，他以写《爨宝子碑》著名于世也在必然之中了。

康成元将军的艺术品格、气质、追求决定了其以碑派为其创作的主题。他雄浑博大、苍茫劲健的书风，必定在书作里得到相应的体现，并从古代碑派经典作品中获得支柱，从而促使他的创作在书法碑派领域里领略风骚，在当今书坛独树一格。

正如一些艺术评论家指出：“朴”与“大”是康成元将军书法艺术的重要特点。“朴”有其特定的内涵，也表现为外部形式。而“大”既是外部形式，也是一种美学境界。孟子曾说过一句话，即“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将内在的、本质的“充实”与“美”等同，而“大”则是在“充实”的基础上再加上光辉。“大”而“光辉”内着崇高与壮美，这也是诸多书法家追求的一种境界。康成元将军善写榜书擘窠大字，在丈二长的宣纸上创作四言联句，饱蘸浓墨，大笔如椽，一挥而蹴，使人感受到强烈的艺术震撼力。非有强劲的创作欲望,熟练的技法，强健的体魄,豪放的性格以及将军的襟怀,决然不能书此。古人常将榜书大字刻在高山巨石之上，称之为摩崖刻石,有的镌于名胜古迹的醒目之处，题刻在牌楼、亭阁的横额上。这种形式易于流传，影响深远，如山海关城楼上的“天下第一关”，泰山顶上的“五岳之尊”等等。不过现在的巨型石刻的制作和古人有了差别，一般不再写榜书大字，而是采用现代技术，将小字加以放大后再镌刻上石。康成元将军则不然，他仍沿袭古人的榜书创作形式，以原大的创作字迹为全国各地的名胜提供作品,他认为这样写出的字才是真实创作。榜书博大雄浑，气象恢宏，易给人以遐想、放情和豪迈的视角，能够充分表现书法创作大视野、大视觉的观赏效果。他的榜书大字在融化《爨宝子碑》的基础上，还兼容了清代大书法家金农的某些用笔结构上的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成元将军的榜书创作是传统造化了的，他从传统的碑帖世界中，开辟了一条只属于自己的富有个性气息的风格趋向，这在他的一系列榜书作品中可见一斑。其榜书作品集中收入的巨幅大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四言联句，用丈二宣纸一气呵成，开张厚实，朴茂稚拙，有大家气象，有泰山之势，视觉冲击力强烈。

书法创作中既要求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要求多样，诸如“虚实”、“浓淡”、“干枯”、“疏密”、“轻重”、“大小”，以及线条的长画、短画、中锋、侧峰等每一笔道都要在变化中求统一。如果某一个地方出现不和谐的因素，那就会破坏整幅作品。正如一个有经验的乐队指挥家，某个乐器出现噪音或不合节拍，他马上能听出来，停下来重新演练。然而，据说钢琴诗人科尔扎录音有许多错音，反而更强化了作品的特性与美感。比如，一幅画，透视解剖都准确，不见得便是好画，同样，一首律诗,平仄对仗都工整，也不见得便是好诗。康成元将军数十年来在研习书法的同时，用《爨宝子碑》仅有的四百零三个字(除去重复字外,实际只有三百二十九个单字)，创作了五十余首七言诗作。他的诗作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又有着广泛的涵盖面，虽然平仄对仗未必工整，但其诗作所表达的思想境界、其书作所含容的伟岸风骨却可以启迪后学。将军思想如此丰富、敏锐是时代所滋养,是军旅生涯的写照，是长期实践所培育出来的智慧和能力。他善于发现和洞察世态心灵的眼光，在生活面前如同天马行空，水银泻地。书法美和诗歌美只是生活美的一种表现形态，虽然可以比生活更美、更高，但美的无限丰富的源泉还在生活本身。康成元将军用小爨碑字创作的诗作最精彩的部分常常在生活美和艺术美相互之间，其中蕴藉着无限丰富的联系、渗透、契合、启迪……康成元将军曾对一位热心的朋友讲过，由小爨碑字集成的五十余首自作诗在出版前曾写过几句小跋，原打算印在后记里做点说明，但因故未能如愿。其跋为“军旅生涯四十余年，学书乃茶余饭后事，数十年来，虽曾翻阅临习碑帖不下百种版本，然惟对《爨宝字碑》爱不释手。临习把玩间，每有所感，遂以小爨集字凑成半律记之。或咏物，或言志，工拙不计，平仄难求。戏谓半律，实乃集字打油也。弹指十年，日积月累，数来也小有一扎耳，今复以小爨笔意录出，聊为自励也”，从其自述或者感慨看，其谦恭的精神风范令人赞叹，这些诗作乃至笔墨的创作，有着交响乐般的气势和恢宏。最近一个时期，康成元将军集中精力创作了一批条屏形式的作品，其中《前后出师表》十条屏尤为引人注目，精彩十分。此作共计一千二百余字，用纸为八尺长屏，可谓神韵自得，蔚为壮观，是一件难得的佳作。这件作品以小爨为主体格调，兼容诸碑之长,轻松自然,活泼流畅,字字独立,气息绵绵，有碑之气概风骨，亦有帖之温雅情怀。有楷意，有行意，楷行兼施，意态平和，是一气呵成之作，绝无牵强附会之感，令人叹服。

按照“文以载道”的儒家观念，书法艺术的功利作用与文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甚至也不足于比诗词，然而往往在书法艺术当中见出文人墨客的真性灵、真情感,因此书法的作用又是文章、诗词不能替代的。康成元将军植根传统，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强化精品意识，打造个性品牌，以书法创作去反映和体现个人的真实情感。无论是他雄肆豪放,浓丽沉厚的榜书大字，或是苍茫华滋、纵横洒脱的行草书，都极富浪漫主义情怀,这种书法创作中表达的浪漫主义气息，其实也是将军一生特殊经历、素养、精神、气质和个性等等的集中升华，是他博大胸襟，勤政敬业思想境界的展现。数十年军旅生涯,风霜雨露，笔耕不辍，在潜意识中对其书风的形成作了难以估量的铺垫。看其书作，再观其诗，可以深刻感

受到康成元将军书法意境的壮美。“书如其人”包含着相当宽泛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字”不可能是“人”的全部众多侧面的反映，但“字”不可能不是“人”的某个侧面，某种折光的反映。有康成元将军的阅历、学识、实践、领导才能和精神气质，才有康成元的书法艺术，这是千真万确的。

康成元将军在书法创作上取得的成就，缘于他对书法创作的执著追求和锲而不舍的坚韧毅力。他自幼便酷爱习书作画，上小学时就如饥似渴地临习颜真卿的《多宝塔》、柳公权的《玄秘塔》等碑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入伍后，在军营这所大学校里仍然经年累月笔耕不辍。但在当时军营的条件下，各种古人碑帖难以觅寻，向古人碑帖借鉴是非常困难的。六十年代他曾临习过书法大师舒同先生的作品，七十年代继而又临习过武中奇先生的墨迹。从习练书法的要求和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学习今人作品，易于流俗，不为书坛所提倡。但从当时看，康成元将军在缺乏古人碑帖参照的情况下，有选择地临习今人经典名作，这无疑对他后来的创作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国内书坛的复兴发展，康成元将军的书法创作如遇春风甘露，一改风格面貌，遂开始在浩瀚的传统碑帖中磨砺游弋，从而使他的书法创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除了对碑体书法的创作外，他还常以不同的形式创作一些行草书作品。创作行草书虽然与写碑手法不同，然其精神是贯通的。当然他亦未曾放松过对帖学的吸收，并将其融汇于草法之中。其行草书聚散自如，豪迈峻拔，不浮华飘荡，不轻率草逸，有先熟而后生的味道，有北碑风骨蕴于内，南帖恣情呈于外之观感。他的行草书，擒纵互济，老辣纷披，属于从北派体系中化出的笔法，与那种纯以帖学为基演绎出的柔情似水般的行草书大相径庭，尤其线条运作如铁水流淌，老藤缠绕，非有坚实的碑学之基所不能臻此艺术效果。欧阳中石先生赞叹曰：“行文犹布阵，运笔是将军”。

康成元将军的书法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早已蜚声书坛。但与其戎马生涯的事业比较，书法毕竟是余事，他是在长期繁重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利用有限的公休日、节假日坚持创作的。将军勤奋好学，简于应酬，几乎把所有公休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研习书法上，因而他书法创作的成功因素又有其卓著的一面。他没有大块的时间研习书法，也没有受过系统的书法教育，但其领导才能的积蓄丰富，以及政治、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诸方面的广博学识，再加上他的谦恭、勤奋，应该是他书法创作走向成功的真正源泉。因此，正是其特殊而又厚重的人生经历，培养造就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创作的激情，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书法艺术的不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