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身处现实的我们总是身不由己，久而久之，感到一种不经意的疲惫，但自己又无心于究其根源，于是许多的情境下，只能将困惑或诘问搁置起来甚至束之高阁，“将困就困”，看上去倒也困得自在。然而，不经意间，这份潜在的困惑常常会蹦将出来，再度“骚扰”我们的思维：“古典”与“现代”、“继承”与“新创”、“碑”与“帖”、“典雅”与“拙朴”等等，这些已经磨破了现当代书论者嘴皮的话语，始终在纠缠在书法家及研究者的心头，它挥之不去，以致几乎成为当今每一个书法参与者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不论你是自觉面对还是浑然不知。

毋庸置疑，我们面对是一个个性得到空前张扬的时代。然而，当个性张扬成为一种潮流且是一种盲动的狂潮时，它便会成为一种世俗的公共力量，将那些真正的只属于某个个体才具备的稀有品质无情地吞没。而每每这个时候，我们面前那些原来看似个性并不十足强烈的东西便会变得亲切、可爱起来。

陈浩所钟情、效法的，便是这样一类的东西，它们不十分古典也不十分现代，不属于“碑”也不属于“帖”（或曰有“碑”的挺劲也有“帖”的流美），没有时下书风流行的面孔也非一副食而不化的模样。总之，一句话，陈浩因其于艺术上的不类同样式而获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而这一点，对于一位身处文化传统相对薄弱但同时世俗潮流汹涌的深圳的书法家来讲，犹为难能可贵。

传统语境与现代诠释

陈浩生于浙江嘉兴，江南浓浓的人文环境，特别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其祖父谢孝三是当地有名的书画家，陈浩日后能走上艺术道路便是受其影响）滋育了陈浩特有的古典气质（具有“古典气质”并不等于说书风就属于“古典主义”）。当然，这其中浙江地域书风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亦即他对于传统的深入练就的痕迹异常清晰的。自古以来，浙江人文荟萃，单就晚清、近现代以来，书法大家层出不穷，其中尤以吴昌硕、沙孟海等人影响深广。他们沿承清代以来“碑学”之风而执意于碑为基、帖为貌，兼融篆籀气息，领一代风气，成为艺坛宗师。显然，童年、少年及青年时代（的大半部）都是在浙江度过的陈浩，其书法不可避免地受到近现代“浙派”书风的影响。换句话说，从开始理解书法的那一天起，吴昌硕、沙孟海一直是陈浩艺术上的精神导师，他沿着“浙派”书风先师们指引的道路一走就是数十年。

然而，愈是名家云集的地域或时代，艺术语言的多元性愈是可能被的漠视、遏止甚至窒息，就像在张扬个性的当代我们还是未能逃避彼时偏狭的文化向度和单一的风格模式一样。如果说，吴、沙的风格对于传统的碑版、法帖经典而言是一种进新的话，那么摆在陈浩面前最大的困惑，便是如何在吴、沙的基础上赋予他的创作新的时代内涵和意蕴——在古典语境与现代诠释之间如何实现一种自然的转换？除就近的吴昌硕、沙孟海以及他们共同所钟情的以秦“石鼓文”为代表的大篆传统外，陈浩的书法还受到诸如北魏《张猛龙碑》清代邓石如以及魏晋二王书风的影响，甚至还有些许唐人李邕的痕迹。基于此，陈浩格外强调了线条的厚重和笔力的遒劲，且多以焦墨行之，但又不乏变化。事实上这从书写本身而言，无疑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尽管有时不免失之于枯燥，但是陈浩敢于以冒险为代价而强化这种力感，这无疑蕴藉着他的深意，而这一深意恰恰是他基于对现实的深刻省思——简言之，也没有别的什么，他只是想赋予这个悲悲戚戚、孱孱弱弱的文化体系以一种力的回应。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类社会在劳动生产实践和创造中，力量始终是人们的崇高和偏爱并用之于艺术的表现中，书法也不例外。”（陈浩:《微斋翰墨》)事实上，陈浩的这种诠释已经潜在地具备了公共关照的品质。

作为一门传统的艺术形式，书法在当下的生存必应有它特殊的方式。自然，仅翻版传统书法古典形质的生命是极为薄弱、短促的，只有应对于当下文化、社会、政治等现实，方可有它栖居之地。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应对”？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想的附庸，还是一种超越呢？其实，当下书法创作者乃至所有艺术创作者往往在这二者之间难以划清界线，而不得不盲从于一种潮流，这就是附庸身份的体现，只有个别的清醒者始终独异于现实而倾心于超越的探索之上。如何超越？当我们全视野地审视当下的文化现实时，我们清晰地发现，相对于古典传统形质的批判性探索已经充斥着学界、书法界，且已经渐趋于一种正当的文化体现模式，但这种“正当”恰恰是艺术本身潜变为附庸的体现。而陈浩的意义在于不为时风所动，而固执地选择了古典的回归，实质上，这种回归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诠释。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永远不可逃避它内在的历史轮回性，而这种轮回恰恰就是一种进新的表现。

中和之美与自然之趣

毋容置疑，现时多元文化情境往往生成的是两种极端，只有极端才能更快捷地凸现于多元构织的平面之上。而陈浩似乎更多地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在书法表现中始终挚情于“中和”之美。基于此，陈浩的书法形质表现也始终处于碑与帖的兼容当中。在他看来，“中和”是种很高的境界，各种艺术的法则在矛盾的冲突中要达到“中和”是极其艰难的。然惟其至难，方显至高。所以无论是在理性和感怀之间，还是在风格表现的收与放之间，都应辩证地处理对待。以“中和”为目的，从而表现一种自然率真之趣，将“做”寓于“不饰”之中，所谓“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同样，“雄”与“秀”也应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太“秀”则易现其“媚俗”，过“雄”则显粗野霸气。因此，唯有“中和”方能求得真趣、真韵。

如前所述，晚近以来，碑帖兼容的风格在江浙一带极为盛行，陈浩继承的恰是其乡贤吴昌硕、沙孟海等书家的风格。但是，两种风格的融合关键还在于“度”的把握。陈浩的略带前倾的方正结体，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来源于沙孟海。正是有了此种造型，书风显得开阔、气势磅礴。但相对于沙氏一气呵成的用笔，陈浩笔底更多地参以篆书和章草笔意，这样，线条于流畅的同时多了几分拙朴气息，丰富了笔墨的表现力。吴昌硕的用笔是以大篆为根基，故而书风苍老遒劲，然右低左高的结体略现程式氏。陈浩却是将“帖学”尤其是明清行草书家一些造型之法吸纳进来，穿插、挪让、俯仰、错落，尽现期间，此举不仅使结体及章法获得了一种变化，也是相对固定用笔的一种外在补充。尽管在用墨上还显得单一，但是相对两位前贤，偶尔略微的涨墨也印证其不乏关于用墨的探索痕迹。当今书论家傅京生这样分析其书法：“陈浩并未机械地模仿两位大师（吴昌硕和沙孟海），而是能站在较高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看准吴昌硕、沙孟海两位前辈大师的碑学之美，入于帖学之法的审美价值与意义的实质。所以它把握住吴、沙书法势方体圆的样式特征。势方呈折钗股之美，体圆现锥划沙之意。”（傅京生《陈浩的书法艺术和他的审美追求》）

一句话，以北碑为基，参以明清及二王行草的使转，使陈浩的书风兼具了朴茂与温润的双重特性，从而有效化解了灵动与雄厚之间的矛盾，摒弃了死板与漂浮的创作极性。作为艺术创作，书法已远远不同于古代实用书写，因此，陈浩在结体、章法上的布排和表现也格外用心，极尽巧思。如收录于《微斋翰墨》的“著书麟阁，挥翰凤池”行书四言联便是印证了这一点。不难看出，其中或隐或显的对应性表现蕴藉着他的机巧和心智，上联“麟”与下联的“挥”对应，上联“著”、“书”、“阁”分别与下联的“凤”、“池”、“翰”相对应。当然，难度就在于，岂不只是普适的创作所具有的些许的对应，而是通篇的对应，却又富于变化与生机。

需要注意的是，陈浩书法中透露出的那种刚柔相济、不激不厉的气息，还与其于行草之外对篆、隶书及篆刻的钻研——其书法于大小篆、汉隶以及篆刻均有相当功力，其中尤以大篆与篆刻为精到——他的那一笔流畅的墨线之所以能一种朴茂、沉稳而不是轻飘、浮滑的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从那些秦汉文字的沉穆以及金石刻画的坚毅中获得了启发。

个体抒怀与意义呈现

通常，对于书法创作而言，个体抒怀与意义呈现是相契的。然而，在当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书法已经具有公共价值担当性，这使得二者之间生成了落差和矛盾，因为书法创作已不仅仅是个人兴致所至的事了。不同的是，对于陈浩而言，这种困惑不成为一种煎迫和焦虑，而显现为一种自在。这份自在恰恰源自他对于自己风格选择和身份界定的自信。他所直面的问题是如何从一种单元文化语境中的“主体性”转渡为多元情境中的“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语），通过交往形成一种互动，而克服主体性（在这个时代里，个体的力量已经太过于微弱了）。

陈浩始终强调自然真实的传达，因此，意义呈现少了经意与夸张，而显现为一种质朴与平实。看上去，正是这种与时代风格的格格不入反而凸现了他的主体品质，以至于与公共的对话而显得艰难，要么被界定为落伍，要么被认为是平庸。对此，他事实上葆有清醒地认识，而之所以偏执地认定和坚持是因为他只相信自己，相信对话和交往发生的可能。于是，冲突本身也幻化为一种自在。

每一个时代的各种风格中，真正能沉淀在历史上的不是世俗风行的风格，而是流传于知识界精英中的风格，因此，能够代表一个时代风格的不是时代公共世俗的审美取向，而是能够超越、引领世俗的风格。我不敢定论，陈浩是否具备上述质素，至少现时的他不为时风所动，已经印证了他的批判精神和理性意识。因此，历史地看，当一种“主体间性”生成的时候，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风格的终结，而另一种基于个体性灵表现的主体性的确定，则意味着一个新的主体交往格局形成的开始。可见，重要的是一种坚持，一种基于反省和批判的自我坚持。

陈浩近年的书法实践，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希图在传统语境下寻求一种个体表述。他似乎在走个一个难度极高的“平衡木”：新与旧、雅与朴、美与拙，两者和谐统一。我们看到，在他的多数作品很好的做到了这一点，但也有一些作品，用墨的枯润变化、用笔的虚实对应较为缺乏，几种传统风格之间的嫁接也欠自然，这样，作品精神一度表现得紧张除了视觉张力的膨胀外，也影响着耐读性和可深入性。而这或许也是因为陈浩过度注重笔墨抒怀或个体表达的结果。

自在的困惑——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关乎一种立场，只是一种立场的确定须有精深的艺术创作本身作为支撑。因此，陈浩亟待解决的将是如何在艺术本身的探索上更加深入。事实上，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且其不仅对于陈浩，而是于每一个艺术创作者而言，莫不如此。

在一个人人都在追求个体表述的语境中，形质表现与性灵情愫的落差和困惑却总是不期而至。这既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话语纷乱的时代。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即便是困境重重，陈浩先生依然挚情于自己思想的表达和感觉的陈述。

他的价值，或许正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