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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渭桥记》与《大卢舍那像龛记》——唐代张旭楷书刻石考
强英良

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有关张旭楷书的记载文字,当属唐人张彦远著的《历代名画记》,在其书卷二中有着这样的述说:“只如张颠以善草得名,楷隶未必为人所宝,余曾见小楷《乐毅》,虞、褚之流。”张彦远的这一说法,至少向后人提供了这么一种信息,即唐时人们对于张旭的书法是只注重他的草书,而对于他的“楷隶未必为人所宝。”这也许正是张旭楷书传世极少的一个根本原因,唐时人即未加宝爱,后来的人们自然也只能越发的少见了。难怪到辽金时,诗人蔡要在《感寓诗》中叹息:“堂堂张长史,楷法世莫知。谓预言不信,愿视《郎官碑》。”自宋至明清以来,人们对张旭楷书的认识,只能局限于从传世的《郎官石记序》的翻刻本上去领略。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张旭书《严仁墓志》,为今天来认识张旭的楷书,打通了一条难得的途径。在无书丹人署名的现存的传世的石刻、新出土的石刻中,除了《王之涣墓志》之外,是否还会蕴藏着张旭楷书的作品呢?

开元九年的《东渭桥记》

《东渭桥记》刻石,1978年8月陕西省高陵县在考古调查时发现,是两年前农民挖沙时出土的一件残石,据有关的考古文章介绍:“碑身形似经幢,为正六棱柱形,下部残断,残高67、棱面宽16厘米,碑头、碑座无存。碑文楷书,每面5行,最末面字3行,共28行,凡435字。字迹清晰,书法遒劲。”(董国柱:《陕西高陵县耿镇出土唐〈东渭桥记〉残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后来有的研究文章又指出:“〈东渭桥记〉残碑,碑为石灰岩质,呈六棱状,残高0.64、每面宽017米各面均有刻字下端残缺一字。”(李绥成:《渭河三桥寻踪》,《文物天地》1998年第4期)以上两篇文章,均配有《东渭桥记》残石拓片的碑影图版,二文关于刻石样式的记载相同,但所标注的刻石残高和每面宽度并不一样,而略有量差,后一文则特别说明了刻石“下端残缺一字”。

先来认识一下《东渭桥记》残石下端缺少的问题。刻石原是六棱柱形,应是立于桥头之物,刻石的最后两面上有许多胡乱的划痕,显然是因为这两面的朝向靠近桥路一边,为行人车流擦碰所致。刻石的第四、五面相交的上部棱边。也有少量的缺失,因而损去第四面末行的前三字、第五面首行的前二字,这可能是硬物撞击之外,同时也造成了整根刻石从下部断开。如果认为只是原石的“下端残缺一字”,则并不确切。因为,刻石现存的最后两面字迹,下边的五行是署名仅存官职和籍贯,缺少了姓名。而根据上边那些造桥参与者的署名,均是官职、籍贯加姓名,如果缺少部分的姓氏署名是三个字的,那么,《东渭桥记》刻石下端残缺的应该是三个字,如果这些姓名下方还有空格的话,也许就会残缺五个或六个字也说不定。在刻石首行文词作者的署名之下,可能也缺失了书丹者所署的籍贯和姓名。

读《东渭桥记》刻石拓片之前,笔者在观察张旭书《严仁墓志》的字迹时,曾与张旭书《郎官石记序》和《王之涣墓志》的字迹加以比对,因此,对张旭楷书的用笔与结字习惯有所认识。现在又读《东渭桥记》刻石的文字,发现其中的字与上三件刻石的字有许多相同之处,无论从用笔习惯,结字方法,乃至相同的字的写法上都是一致的。因此设想,《东渭桥记》刻石上的字会不会也为张旭所书写?经过细加比较对照,《东渭桥记》刻石上的许多字,与《郎官石记序》、《严仁墓志》的字写的如出一辙。再看《东渭桥记》的书法意态,全幅字迹的气势浑然一体,每个字的点画用笔,竟如《严仁墓志》与《王之涣墓志》一样,透露出书写者运笔爽利,一路酣畅挥洒而出的书写习惯。

在《东渭桥记》刻石的字中,如县尉、河南、尚矣、图、而、也、吴、高、极、光、开元等,分别与《郎官石记序》、《严仁墓志》、《王之涣墓志》中相同的字写的完全一样。如果说,张旭的楷书是从虞世南和褚遂良一路出来的,那么同时学虞、褚的人有的是,会不会《东渭桥记》是别人写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弄清的。任何的学书者,即使所学同为一家,他们只会写得近似,而不会写出点画、风格完全相同的字。因为各人的性情、习惯并不一致,笔下的面貌自然也就不同,就是后世造假货的刻意模仿,也会在用笔和结体的习惯上露出蛛丝马迹的,这就是笔下的精气神所显现的。

另外,在《东渭桥记》的字迹中夹杂了许多个行草字。第十一行的第三、四字“无以”和第七字“至”;第十五行的第二、三字“路无”;第九行第八字与第十七行第八字的“若”和第十八行第十三字的“能”,都是行草体的。在楷书中杂有行草字,在《王之涣墓志》中也出现过,笔者认为这是张旭楷书作品中的一个随时会流露出来的特点,因为在下文即将谈到的《大卢舍那像龛记》中也会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同时,张旭楷书之中杂有行草字,也为人们从本源上认识张旭的草书提供了一种可靠的依据。

还有,就是在《东渭桥记》的字迹之中,也出现有点画推移与结构不稳和“错别字”的问题,这正是张旭楷书中的一个极为明显的地方。第八行第十三字的“规”字,左边偏旁写成了“矢”,这与《郎官石记序》中的同一个字“错”的完全一样。《东渭桥记》中的“来”、“亦”、“经”等字写的是简体的,这种情形在张旭其他的楷书刻石中也都出现过,完全可以一一细加比较,不难发现它们确实是由同一位书家写出来的。

开元十年的《大卢舍那像龛记》

在洛阳龙门的石窟造像群之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卢舍那大佛,而在龙门造像书法中向来未受到人们重视的是《大卢舍那像龛记》。中国书法在人们心目中普遍受到重视的是名人书写的字,比如《伊阙佛龛记》,又名《三龛记》,也在洛阳龙门,系褚遂良晚年所书,就一向为人所赞扬。但同是处在龙门的《大卢舍那像龛记》却很少为人道及,宋代的《金石录》不载,今人的一些记录碑刻的集子也未载,只是清代的《金石萃编》和《八琼室金石补正》二书中有登录。而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上虽然有著录,则在碑的标题中把奉先寺错成了“奉天寺”,书中更是连碑影的插图也不见。可以想见,《大卢舍那像龛记》刻石的书法是多么的不被人知,其原因只是由于书丹人未在石上署名而已。

《大卢舍那像龛记》镌刻于卢舍那大佛的像座北侧,原题作“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高107、宽67厘米,文字右行,楷书,21行,满行28字,共422字。此刻石的行文较为特殊,是自左向右镌刻的,与一般通行的左行相反,估计是因为把文字的起首定在佛像的脸部方向的缘故。

读《大卢舍那像龛记》刻石的原文,就会遇到“咸享三年”中那个“享”字是写错的问题。唐高宗时有一个年号是咸亨,不作“咸享”。清代叶昌炽在《语石》卷一,特别为此错字作了辩护,他说:“今此碑亦作享,盖唐时虽用楷书,犹存篆隶遗法。咸享即咸亨,正是从古。”这一辩解并不十分有力,因为唐时楷书并非还有别人把“亨”写作了“享”,再说了,咸亨是一个专有年号,至少在那个年号使用期间及后来是不会写成“咸享”的。写成“咸享”只能证明写错了字,用不着曲意加以维护。在《大卢舍那像龛记》刻石中,还有“迦叶阿难”的“迦”字,原是写成没有走之旁的“加”。大约是在宋代,有人在石上添刻题记,同时为此字加上了走之旁,虽然是后人妄为,但说明专有人名中的这个字当时确是少写了三笔。此外,《大卢舍那像龛记》中的粉、至、上、于、为、正、兮、开、元等字,所写为行草字。笔者在前文中已指出过,张旭楷书刻石中的几个特点,其中会有错别字、简体字和行草字,这几点,在《大卢舍那像龛记》刻石上是诸种皆备的,为认知此刻石的书丹者是张旭也提供了相应的佐证。

从书法的字形上看,《大卢舍那像龛记》中有的字的体势,与《郎官石记序》、《严仁墓志》、《王之涣墓志》、《东渭桥记》上相同的字,写的完全一样。以刻石全幅字迹的气势而言,更与《东渭桥记》相近,因为这两件刻石的书写时间最为接近,《大卢舍那像龛记》书于开元十年,仅比《东渭桥记》晚了一年。《大卢舍那像龛记》中的“建”、“员”与《郎官石记序》中的同一字,体势完全相同,至于此记中的河南、龙、图、天、帝、光等许多字,则与《东渭桥记》中的同一字写的完全一致。《大卢舍那像龛记》应是张旭在长安写了《东渭桥记》一年后,又应龙门奉先寺主持的邀请,从长安再一次到洛阳时所书。这一点对于了解张旭的生平活动,同样是有帮助的。

现在来看,虽然《大卢舍那像龛记》历史以来就立于龙门石窟当中,《东渭桥记》系出自地土,从两件刻石的书法风格与时代来分析,再与《郎官石记序》、《严仁墓志》诸刻石相比较,它们都具备着唐代开元盛世时大书法家张旭的用笔精神,这是同时代其他书家所无法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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