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阙佛龛之碑》亦称“褚遂良碑”。篆额题《伊阙佛龛之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这里因伊水东西两岸之香山和龙门山对峙如天然门阙，故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伊阙佛龛之碑》通高约5.00米、宽1.90米。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字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这通碑原应为北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关于该碑的记载，始见于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之《集古录》及赵明诚之《金石录》。

《伊阙佛龛之碑》是早期传世褚书的代表作。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是标准的初唐楷书。此碑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刻石。两者功用相同，都是为歌功颂的。但在创作时条件不同，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它们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摩崖书风。

传世墨拓以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初拓本为最佳，拓工精致、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编》所载犹多五十余字，曾经清代毕泷、沈志达、费念慈等递藏，现藏北京图书馆。有影印本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