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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本”为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原本商榷

● 薛龙春

《紫禁城》杂志2004年第3期发表了单国霖先生《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同类图式辨析》一文。作者举出四幅传世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分别为上海博物馆藏《停云馆言别图》轴(简称“上博本”)、日本桥本末吉藏《停云馆言别图》轴(简称“桥本本”)、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松下高士图》轴(简称“天津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绿阴清话图》轴(简称“台北本”)。四幅图布局结构和树木、人物形态几乎同一。只有“台北本”题诗与上述三图迥异,而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徵明《绿阴清话图》轴题诗相同。作者认为“台北本”乃拼合了《停云馆言别图》的布局和《绿阴清话图》的题诗,应为仿作(此说殆无疑义)。作者经过辨析进而确定“上博本”乃是《停云馆言别图》的原本,“桥本本”、“天津本”亦为伪作。[1]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单国霖先生对于受图人王宠的形迹与改字时间未克深究,对“赴南雍”的理解又出现了一些偏差,故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兹陈鄙见,以就教于单先生及诸方家。

单国霖先生指“桥本本”、“天津本”之伪与“上博本”之真的一个关键性证据是文徵明画款中所提到的王宠“赴南雍”的时间。根据分析,他认为嘉靖丁亥(1527)王宠应当赴南雍,而嘉靖辛卯(1531)王宠则不可能有南雍之行。因此款署“丁亥五月十日”的“上博本”为真——尽管单先生也承认“上博本”《停云馆言别图》“有些地方笔法滞涩琐碎”,而款署“辛卯五月十日”的“桥本本”、“天津本”则为伪作。

从文章的论证来看,单先生对于“赴南雍”作了较为偏狭的理解,他认为“赴南雍”即贡入太学(单先生含糊地使用了“太学”,其实南雍是指南监,而非北监),王宠最后一次考试是在嘉靖十年辛卯(1531),因此他应该这一年从太学卒业。“根据明代选举制度,由学校岁贡进入太学(国子监),监生由通四书五经到升入率性堂,前后约要三年,然后才开始考试积分,积满八分,才得卒业,前后须一年左右,总算由入学到卒业,得四年以上。”因此,这样推算起来,王宠入南监的时间必为嘉靖丁亥(1527),其间正好相差四年。单先生发问,“王宠赴南雍为‘辛卯’年,则卒业至少得在嘉靖十四年(1535),而王宠在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即已去世,何得以卒业国子监,再参加考试呢?”由此他得出结论:文徵明于“辛卯”年送别王宠赴南雍,作《停云馆言别图》,是与史实不合的。[2]

单先生的论证第一个偏差是,王宠以年资贡入太学,是北监而非南监,时在嘉靖九年庚寅(1530)。《(乾隆)苏州府志》卷三十九选举四贡生:“府学(嘉靖间):王宠(吴县,九年)。”袁袠序《雅宜山人集》有云:“试于乡,辄弗利,乃贡入太学,山人由是得北游燕赵,观庙朝制度,与四方荐绅先生游,上下其论议,而文益奇。”明言“燕赵”,则北监无疑。王宠此次北游,并未真正在太学学习,文徵明《王履吉墓志铭》:“以年资贡礼部,卒业,太学又试,又辄斥。”他于嘉靖九年(1530)四月前往北京,[3]但太学之试却失败了,所以只能“且穷上国胜,归荷南山锄”。[4]当年六月,周览了北地风光的王宠出京返回苏州,在献家兄的诗中,他颇为颓唐地表示:“归当拥吾锄,为树杞与桑。”[5]不达的他,一路上叹息着“志士惜年驶,征夫怨路长”。[6]七月二日,归途与九岩先生同舟,相得欢甚,为行草书《西苑诗》、《海印寺阁眺》及《游与诸公作》等近作三篇。[7]北归之后,王宠买田石湖之旁,筑室其上,日日临流赋诗。[8]可见,王宠贡入太学乃在1530年,而不是1527年,往返只有三四个月时间,而不是就学四年。

单先生的论证第二个偏差是,“赴南雍”未必是贡入南监,而可能是参加应天乡试。王宠长兄王守不曾贡入太学,但文徵明《秣陵秋别图》识语有云:“履约将赴南雍,赋此奉赠。正德十六年辛巳七月朔,徵明。”[9]是作画幅所书赠诗收入国家图书馆藏《甫田集》文嘉抄本卷八,题名《送王履约卒业南雍》。可见,赴南雍可指在南国子监短暂修学,以及参加乡试,是个较宽泛的说法。

虽然从太学回来后王宠感叹“曲信者时,利钝者命”,[10]但他并未就此罢休,次年(嘉靖辛卯,1531)秋天,他又一次与汤珍、文彭、文嘉等人赴试金陵,是为王宠第八试,也是最后一试。[11]这一年,陆师道、黄省曾、华云等友人举于乡,王宠仍不售。可见,“桥本本”与“天津本”款署“辛卯五月十日”,不是与史实不合,而是完全吻合。关于此次赴试金陵,王宠是自称“入南雍”的,李日华记王宠跋祝枝山行草《乐词十六段》款识云:“余辛卯岁入南雍,日惟闭户读书,人语不闻,时有鸟声相关而已。适欧阳先生过访,慰余寂寥,并示枝山翁十六词。……是岁七月十二日,雅宜山人王宠识。”[12]其门人朱浚明也称其是年“游南雍”,他在编辑《雅宜山人集》的识语中说:“(王宠)辛卯岁游南雍,得疾东归,竟不起。”[13]这两条材料正好可以作为“赴南雍”乃参加乡试而非入南监的佐证。这一年在南京,王宠曾养病于顾璘的爱日亭,适何良浚何良傅兄弟参加科举,携行卷谒见东桥,东桥为之引介,何氏的行卷得到王宠的极口赞赏。[14]

我们再来看王宠嘉靖丁亥(1527)有没有如单先生所说的那样,赴南雍并在那里学习了四年呢?很遗憾,清理王宠本年的活动,并未发现他前往南京的任何迹象。这里将是年王宠的主要活动条陈如下:

二月之吉,王宠作《方斋袁君六十寿颂》,并恭楷抄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方斋袁君六十寿书画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

二月之吉,于石湖精舍草书《石湖八绝句及包山杂咏》卷。(安歧《墨缘汇观》法书下卷著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二月二十七日,小楷《摹东方朔画赞》。(《石渠宝笈》卷十一著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月既望,为金用书《九歌》,陈淳、周天球、周光、金用等跋。金用妻亦学王宠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藏,铃木敬,《中国绘画总合图录》卷一)

三月既望,草书谢康乐诗。(香港苏富比拍卖会,2000)

四月望日,书〈五柳先生传〉横幅。(美国藏,《艺苑掇英》50辑发表)

四月望后,草书《古诗十九首》。(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三)

四月廿二日,为纯斋先生草书《山居杂作》。(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三)

夏五,与昆仲同寓石湖精舍,山窗燕坐,为草书《七发》。(《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六、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三、顾复《平生壮观》卷五著录。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

端阳后二日。为华云所藏仇英《维摩说法图卷》楷书题跋。(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七著录)

孟夏望后,于石湖精舍行草书《出师二表》一卷。(《石渠宝笈》卷三十著录)

夏六月既望,文徵明作《竹林深处图》。其后王宠有题。(《虚白斋藏中国书画选》发表)

秋七月既望,于石湖草堂书《入林屋洞诗卷》。(《吴越所见书画录》著录)

八月廿一日,跋文彭藏唐寅《行书七律诗》。(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

秋,胡缵宗擢为山东左参政,王宠作序、诗送行。[15]

秋,张诗过访王宠不值,因题诗于壁。[16]

九月,与金用、朱日宣等访王守于浙江。文徵明为作《雨中归兴图册》,王守、王宠有题。(文徵明《雨中归兴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孟冬,陈淳作《蔓藤朱实》扇面,王宠有题。[17]

嘉平月二十一日,于石湖草堂草书《千字文》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十有二月廿二日,草书《长恨歌》,与尤求(仇英婿)《长恨歌图》合卷。(王世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著录,台北私人藏)

季冬之吉,行草书赠南岩顾君。(作品流入日本,《明清书道图说》发表)

冬十二月,作《高树虚亭图轴》。(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八著录)

除了九月间与学生金用、侄子朱日宣因探访长兄王守去过一次浙江之外,王宠本年基本生活在苏州郊外的石湖。根据对王宠嘉靖丁亥(1527)主要活动的清理,我们发现,单先生关于王宠当年贡入南监的推论完全是想当然的。

单先生所举出的几件作品,笔者无法寓目,也就很难进行风格分析。但是通过对王宠相关文献的清理,我们发现,款署辛卯的“天津本”与“桥本本”比款署丁亥的“上博本”更为可靠。这个结论与单先生的推断恰恰相反。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论证,“桥本本”是模仿“天津本”或者说是与“天津本”同一底本的伪作。[18]两图图式与题诗相同,系年相同,但它们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却为单先生所忽略:“天津本”称王宠为“履吉”,而“桥本本”称王宠为“履仁”。单先生知道履吉、履仁同为王宠的字,却未注意王宠先字履仁,后改字履吉,两字有前后关系,而不在同一个时期使用。

履仁是王宠成年之后由文徵明为取的字。王宠之父王贞虽“混迹市廛”,[19]但因喜与文士交接,并蓄古物书画以自愉自适,故文徵明“视他市人独异”。王宠兄弟以里俊补校官弟子员之后,曾以父命诣文徵明请字,但踰年不得命,兄弟二人的老师沈明之乃文徵明之友,又从为之请,于是文氏乃即其名义训之,“字守曰履约,字宠曰履仁。” [20]

在文徵明与王宠早年的唱酬中,文徵明皆称其为“履仁”,如《甫田集》(三十六卷本)卷五《同履仁濯足剑池》、《失解无聊用履仁韵写怀,兼简蔡九逵》、《病中辱履仁过访二首》、《题竹寄履仁二首》,卷六《次韵履仁春江即事》、《五月十三夜与子重、履约、履仁石湖行春桥看月》、《春日怀子重、履约、履仁》、《简履仁》、《月夜葛氏墓饮酒与子重、履仁同赋》、《履仁独留治平寺,寒夜有怀》,卷七《夏日同次明、履仁治平寺纳凉三首》等,这些诗皆作于1516年以前。同样,在文徵明此一时期的书画作品中,提及王宠时亦称履仁,如1514年所作《石湖花游图卷》题识云:“因履约读书湖上,辄追和其诗,并录诸作奉寄,履约风流文采,不减昔人,能与子重、履仁和而传之,亦足为湖山增气也。是岁大明正德九年岁在甲戌六月廿又五日。”[21]

王宠改字的时间为1518年春,而更换印章的时间大约在1519年冬。1518年二月,文徵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等人曾后先前往常州,聚于郑鹏官廨,[22]归途在惠山试茶。是年春文徵明绘《惠山茶会图》卷,蔡羽作序(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春三月朔旦),卷后依次有文徵明、蔡羽、汤珍、王守、王宠题诗。是卷乃赠郑鹏者,卷首有郑氏“惠山茶会”大字引首。[23]卷后题诗中,蔡羽已称王宠为“履吉”,但文氏仍称“履仁”,王宠题诗所钤印章亦仍为“王履仁印”。[24]可知此际王宠虽已改字,但尚未为友人悉知,也未及更换印章。“王履仁印”至迟在是年季冬十日王宠为顾屿所书《送孙太初卜隐苕溪等十首》中仍在使用。[25]王宠的纪年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王履吉印”,为1519年十一月廿七日所书《赠别家兄履约七首》。[26]此后,“王履仁印”不再被使用。

既然王宠在1518年春已改字“履吉”,则文徵明不当在1531年的绘画作品中,仍称王宠为“履仁”,“桥本本”《停云馆言别图》因此露出马脚。

综上所述,在署名文徵明的几件《停云馆言别图》中,“天津本”更可能是原本,而“桥本本”与“上博本”皆不可靠。单国霖先生因对受画人王宠的行迹与改字时间缺乏必要的了解,在理解王宠“赴南雍”的含义时又出现了偏差,故尔将“上博本”视为《停云馆言别图》的原本,其结论与史实难免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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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国霖《文徵明〈停云馆言别图〉同类图式辨析》,《紫禁城》,2004:3,页107-112。

[2] 同注1。 www.yingbishufa.com

[3] 王宠《计偕别友生作》有“夏首”之语,可知其出行在当年四月。《雅宜山人集》(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董宜阳、朱浚明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卷二,页23。

[4] 《海印寺阁眺》,《雅宜山人集》卷二,页24。

[5] 《出京献家兄履约》,《雅宜山人集》卷二,页25-26。是时王守已由宁波府推官选户科给事中,在京。

[6] 《庚寅七月一日道中作》,《雅宜山人集》卷二,页26。

[7] 《澄兰室古缘萃录》卷四著录。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九。诗见《雅宜山人集》卷二,页24。按,王表,无锡人,字邦正,号九岩,王立道之父。前一年(1529)中进士,选庶吉士。他或许是王守在京的宦游之友,因事南归,得与王宠联舟并辔。王宠此次北游计有《计偕别友生作》《登焦山作》《寓兴隆精舍作》《秘省召试作》《郊游与诸公作》《赠邝吏部子京》《古意三首》《赠张山人子言》《酬别许太仆东侯》《出京献家兄履约》《临淄行》《庚寅七月一日道中作》诸诗,俱见《雅宜山人集》卷二。

[8] 袁袠《雅宜山人集序》,《雅宜山人集》集前附。

[9]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影民国十二年刘氏刻嘉业堂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七,页495。是作《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七著录为《秋风得意图》。

[10] 同注8。科举功名命定的说法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自我解嘲的主要理论依据。详细的研究参见汪维真《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史学集刊》,2006:2,页22-28。

[11] 文徵明《十五夜无客独坐南楼,有怀子重、履吉及儿辈,时皆在试□》,《甫田集》文嘉抄本,卷十三。转自周道振、张月尊纂《文徵明年谱》(上海:百花出版社,1998),卷五,页439。

[12]《味水轩日记》,卷七,页474。

[13]《雅宜山人集》集前附。 www.yingbishufa.com

[14]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影明万历七年张仲颐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25册),卷十五,页616。

[15] 《雅宜山人集》卷九《送天水胡公序》,卷三《可泉歌赠胡府君》,卷八《送参政可泉胡公五绝》,页101、34、88。

[16] 张诗《过王履吉精舍不值题壁》(丁亥作),《昆仑山人集》(明嘉靖间刻本),卷一,页11b-12a。

[17]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民国三十七年开平谭氏区斋影印本),第九册《延清荟美》,页206-207。

[18] 关于这几件作品的真伪尚不能根据文献资料遽下定论,因为同样是系年嘉靖辛卯的同类图式作品,《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七亦著录一件《文徵仲停云馆言别图并题》,为明法书名画合壁高册第八幅,款署辛卯四月。

[19] 袁尊尼《王母顾恭人行状》,《袁鲁望集》(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明万历十二年袁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7册),卷十,页731。

[20] 文徵明《王氏二子字辞》,《甫田集》三十六卷本(明嘉靖刻本),卷二十,页5a-7a。

[21]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 www.yingbishufa.com

[22] 1516年秋,长洲博士郑鹏掌教武进,居于毗陵。在苏州期间,郑鹏与文徵明、王宠等人结下深厚友谊。

[23] 苏州友人来访,郑鹏亦有赠别诗《蔡九逵、文徵仲、王履约、汤子重、王履吉诸知已自吴来访,欢数日别去,怅然増怀,赋此奉寄》,《石仓历代诗选》卷五百三。

[24]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三。文徵明诗有《望日无锡道中乘月夜行与履约、履仁同赋》;蔡羽诗有《留宿履约、履吉》,前注郑鹏诗亦称“履吉”。

[25]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三。按,此卷受书人“懋涵”即顾璘长子顾屿。皇甫汸有《送顾子懋涵应贡北上尚书璘子》诗,见《皇甫司勋集》卷十二。王宠此前的作品皆钤“王履仁印”,包括《和文衡山饮酒葛氏墓之作及楞伽寺煎茶等二首》(大约书于1515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浔阳歌、楞伽吊古诗》(书于1517年仲夏廿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惠山茶会图〉王宠题诗》(书于1518年春三月,上海博物馆藏)、《送孙太初卜隐苕溪等十首》(书于1518年季冬十日,上海博物馆藏)。从印章使用的角度考虑,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徵明《惠山茶会图》(作于1518年二月)王宠题诗用“王履吉印”,正可判定其为伪作。《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十。

[26] 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三。此卷亦为顾璘之子顾屿所书。

(<南艺学报>200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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