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好反刍，狗喜欢沿着自己尿过的线路追嗅——这和热衷于怀旧的高级的人类何其相似。所以这篇短文，与其说是影射某事某物，不如说在嘲讽自己。

今日而知昔日之非，昔日总是“非”的，表示我们又浪费了一日，虚度了一年，甚至瞎混了一辈子。2004年的中国书坛，照理也没有特别，不及2005精彩——但，对比2003年,它没理由不精彩，因为这符合历届国展的水平都是“最高”的规律。所以，这篇短文，闲话的自然又都是一些精彩的人和事。与中国书法有关，与本人无关。

“文字江山”和“回到母校”

文字而有江山，正好比胸中之有块垒，梦里之有乾坤。看完刘彦湖“文字江山”书法展，我更惊叹于他的“腕底江山”。

某网站评论：“从去年搞到今年还在搞，从南搞到北（应是从北到南）！开创了书法家个人包装的成功案例，无论是在展览的运作和形式以及在展览作品的装饰上和展览作品的创作风格上，刘彦湖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创新，刘彦湖的影响应该不会只停留在2004！。”

以上评论是客观的。就是抛开“形式”或“装饰”因素，刘的影响也将继续。呆在王镛身边，不受王镛左右，行、篆、印，俱自成面目，连王镛也“有点儿吃惊”。

相比刘的纵横南北，曾来德的“回到母校”—曾来德中国墨艺术全国一百所著名大学巡回展，在全国“100所著名大学，举办100场艺术展览，举行100场学术演讲，捐赠100件艺术精品”的活动（从2003到2004——甚至2005、2006），声势更加浩大，意义更加深远。

先是“回到母校”的意思，已令人费解。曾先生谦虚，称国内一百所“著名大学”都是自己的“母校”？直到某观众看毕展览，说：“回到母校之说令人感动。”才天光一闪，玄机乍泄：可能曾来德要感动100所著名大学的学生。而待我们对“母校”的深意略微领悟，四个“100”又仿佛朱熹《周易本义》等书里跳出的卦象，寡味却多义。别的不说，只请教曾先生需要多长时间才完成100件“精品”？曾先生知道王羲之一生留下多少件精品？“中华左手反书第一人”的周森在2003年就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捐献了100幅个人作品进行拍卖，今年再捐30件，被授予了“世界和平奖”，贡献巨大，曾先生赶得上么？贾平凹一年可以书成1000幅书法精品，曾先生是否考虑向他看齐，多出一百两百，感动更多的人？

有篇旧文：《曾来德决定当书法家》——“艺术家窥破了为常人所不知道的秘密，也就发现了自己的神明。他开始为这个秘密而工作，开始崇敬自己的神明：琐屑特殊的艺术语言和符号，巨大到文化和历史，乃至整个宇宙。曾来德决定当书法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曾先生从1982年“当”上“书法家”，到2003年才正式下“决定”，考虑了整整二十一个年头，可见决定搞艺术、特别是玩书法，确不容易——大概“决定”的本身已是“艺术”。

上帝与《自叙帖》

10月29日至11月1日，大陆与岛内学者齐集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怀素自叙帖与唐代草书”学术研讨会，“对《自叙帖》进行充分的辩论”。关于书法史上的千年悬案：怀素《自叙帖》的真伪，这里略事介绍。该帖在宋时曾流传三个版本：武功苏太简（苏易简）本，蜀中石阳休本，冯世当本。现存的是苏本：先由南唐李后主所藏，后归苏太简，前六行早损，苏的孙子苏舜钦补书。明代，该本落到嘉兴姚公绶手上，姚称“一字一金”，所以又名千金帖，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当代，启功说是“摹本”，徐邦达定为“临写本”，萧燕翼来个调和：“摹本兼临本”。朱关田的《中国书法史》也只称“旧说出自怀素的手笔”。另外，现在已确定为临本而流传下来的有蜀中本，宋广本，文彭本，董其昌节书仿本，董其昌临、玉树堂刻本。

在这次研讨会中，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自叙帖》持“摹本”说的有李郁周、王裕民、何传馨等；持“写本”说的有傅申、穆棣等。同时，“李郁周、傅申、何传馨等6位岛内学者和黄、穆棣、钟明善、沃兴华4位祖国大陆学者在两天时间里分别做了10场报告”。三年前就说该帖“行笔迟缓软弱、写得如此不堪，未免浪得虚名”的李郁周，依旧坚持他的大作《怀素〈自叙帖〉千年探秘》中的观点：文征明之子文彭所摹，“北宋苏舜钦补写而成”，属“完整不缺”版。傅申借鉴李昌钰调查陈水扁枪击案所用的“刑事鉴定学”等方法，用数万字来辩述其是否“摹本”及断代，开了“传统书法鉴定的先例”。台湾方面更“从日本请来光学鉴定专家，通过对原作进行8800万像素的数码高精细拍摄、红外线反射及透射、荧光数码摄影，首次对国宝进行了非破坏性、科学性的鉴定”。

傅申洋洋洒洒八万字的论文宣读完毕，结论是：“只能检验其是否为‘临摹本’及其断代，还有宋明两代人所提的跋是否为‘真迹’。而且，即使证实其为‘写本’，而非‘摹本’，也无法断定这是‘唐僧怀素的真迹’，因此不排除有‘临本’等其他可能性”，“ 即便两岸学者争辩得面红耳赤，故宫《自叙帖》的真假，其实只能问上帝！”

我们还是愿意问上帝。将希望寄托在把自叙说得“如此不堪”的李郁周身上，也更加于心不忍。李敖的得意门生王裕民再次宣读完他的《假国宝——怀素自叙帖研究》，就烧炭自尽，先找上帝去了，看来真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多么希望怀素之外，真的另有高手。那样一来，我们的鉴定家可以休息养神，以便日后发现更新的假古董，同时也好让理论家多端上一只新饭碗。

白谦慎的世界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文版（编者注：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的中文版2005年1月底已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还没和我们照面，已类张艺谋将拍的电影，呈万众期待之势。区别只在张要出口，白是进口。在我们未能瞻仰它的真面目、真本色的时候，白先生日前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讲座中向我们透露一二：关心的问题是“碑学”。而碑学兴起的原因，晚清碑学的鼓吹者康有为对碑的“不少论述”“只是一些猜测和个人的感受，他并没有做十分细致的研究。”于是选傅山作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真正能代表晚明、清初两个时期，反映17世纪书法变迁的重要书家”，“就是傅山”。白先生还列出了该书的四个章节的内容：晚明的文化与傅山的早年生活，傅山在清代初年的生活与书法，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和傅山对金石书法的提倡，讨论文化景观的改变与傅山的草书。而且，白先生自认为该书“有几个地方”，“有自己的看法”：关于晚明“尚奇”风气何以“愈出愈奇”；首次提出“臆造性临摹”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印章与印谱的关系，印章对书法的影响，异体字的问题，杂书卷册与小品文阅读方式的关系的问题、清初的访碑活动等，过去都不曾有人研究”。

该著极像《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的延续。作为研究十七至十八世纪书法史的专家，白先生对傅山情有独钟。如果我们不知道傅山和碑有何关系，白先生点拨：“四宁四毋”是谁说的？要是我们从傅山的书迹里逮不到明显的“碑”的影子，白先生解释：说和做是两码事。假使我们不明白傅山凭什么是“反映17世纪书法变迁的重要书家”，白先生引导：傅不是访碑么？不是写篆隶么？不是经历了晚明和清初么？

王铎也写隶，天知道他有没有“碑”的意识？年长傅山三十好几的张瑞图，大草方折雄强，是否也有了“尊碑”的思想？白先生拉傅山与碑学扯上关系，难免让人浮想联翩：如果我蓄发像狮子狗，牛仔裤打洞又涂颜料，喜欢咬牙和顿脚跟，更幸运地从八十年代活过了九十年代，那么研究中国摇滚的人将来要从我入手？

在我们翘首白谦慎新著出炉之先，侯开嘉已拿出了自己的论文：《西学东渐与清代碑学的兴起》，认为“清代碑学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但他既然把时间定在了“西学东渐”的晚明时期，就不得不依旧从碑学的首倡者阮元、碑学理论发扬光大者包世臣等从“十八世纪”跨过“十九世纪”的人物入手，不像白谦慎那样大胆地将研究前推了一百年。而且，既然定在了晚明时期，说明侯开嘉已不认同“东西文化”还未“碰撞”时的傅山说。

在国外炼出了“比较的眼光”的白先生，写出了《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中的“王小二的故事”那样大白话而无甚文采（据说“严肃认真的议论却采用了比较通俗的叙述和议论的方式并穿插了许多故事，避免了一般读者对学术著作的隔膜”）的动人故事，相信看完“傅山的世界”，我们又要期待白先生的新著了。

名家的“发怒”

本年度艺术品拍卖市场甚火。鲜于枢草书《石鼓歌》以4200万元落槌，打破了中国书法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20片甲骨文首次拍卖，也以4800万元卖走。当然繁荣之下必存弊端,譬如惹启功的“发怒”。拍卖之外，又有因买卖引起的纠纷，主角是林岫和黄。另外更有胡秋萍“剽窃”，朱熹“失窃”等闹剧。

被炒“构思《新兰亭集序》”的事未已，事前经自己亲自认定是假货的25幅书法，结果又被北京荣宝斋迎春拍卖会当作是“启功作品”卖掉。而且是“让一个他明显感到是在上下欺瞒的人，拍卖‘自己的藏品’，这种事情他受不了！”。启老自己说：“琉璃厂地摊上卖我假字画的多了，就为糊口谋生，我不打人家这个假。可今天这样的，大批量地被所谓与大书画家有交情的人拿出来拍卖，其实是为私欲搞欺骗，我觉得是无耻到了极点！”对此，荣宝斋拍卖行回应：一、本行没有义务为拍品的真假做鉴定。二、谁叫买家不谨慎。三、作品并没有你启功亲笔：“作品是假”，否则可以拿来当面细谈。看形势，启老的怒是白发了。国际文物艺术品拍卖行业的“霸王条款”早告诉我们：拍卖公司对拍品的真伪不作担保。另外，恕直言，启老一贯对伪造者的仁慈和宽容终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宽容一旦被利用，即成纵容，便有人胡作非为。张中行说启功：“看表面，像是游戏人间，探底里，乃是把一切都看破了。”看破一切的可能还是张中行自己。不过，有人又撰文：《谁能成为启功第二》，结论：冯其庸。启老后继有人，中国书法大有希望，息怒吧。

林岫的六幅“龙”字系列的作品本已卖出，后来看到在挂历上以设计的形式“割裂”出现，就把相关人员和公司从2002告到2004，终于胜诉，获赔10万。黄的“寒舍”二字据称也通过李双阳“卖”（黄说“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给一房地产商“作为斋名挂—挂”，没想商人拿来作房地产广告：包括户外、报纸、印刷品、网络等。黄认为“著作权受侵犯”，索赔50万。但因“本案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系列法规，案情比较复杂，原被告双方代理律师的法律依据也很新颖，合议庭将择日宣判。” 告了两年的林岫，获赔的钱还真未必能补偿其间的“精神损失”；黄这一告，但愿能快快了结，否则浪费黄先生的宝贵时间，得不偿失。这样的事，林、黄之后，相信还会重演，大家小心了。

山东的陈文轩在胡秋萍的作品集上“发现”三幅作品是“剽窃”自己的，就在网上发帖：“关于著名女书法家剽窃别人作品”，并称“我自己的字我自己认得，如果连自己的字都不认识那是白痴！”要胡秋萍出示作品原件核对。但核对的结果，“确系胡秋萍女士之作”。陈只得承认自己无力改变“痴”是“白”的千古定论，向胡公开道歉。幸亏陈文轩认错的只是几幅字，不是孩子，否则后果会更严重。看来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防止近亲繁殖，唯一的办法是要出台一条法律：不准临摹。——中国书法史又可以改写了。

大名鼎鼎的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底价为人民币300万元的《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在拍卖其间失窃，被疑炒作，但作案者真被绑了起来。如果确是“炒”，那么“替死鬼”三字实至名归；如果本非“炒”,也已经炒开，又一次验证了老子“无为”理论的伟大。
国展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除了中青展深受换爹娘行动的影响，风流被雨打风吹，名字改成了青年展，其他“国展”依旧负载着使命前行。2004年堪称中国书法的“展览年”，单看如下所列，已然让人目眩神迷：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首届大字书法展，全国第五届楹联展，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书法大赛, 中央电视台书画展，首届“皖北煤电杯”全国书法大奖赛, 西泠印社第五届篆刻评展, 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冼夫人奖”全国书法大赛征稿，第四届全浙书法大展,第10届中韩书法交流展, 中日女书法家代表作品展·北京展，中日兰亭书法交流展，中日友好书作展，第二十一届中日书法展，北京·湖南艺术书法联展, “汉字迷阵”现代书法展, 北京十友书法展，成都国际楹联书法大展，刘彦湖“文字江山”书法展，张海书法展，徐利明书法展，张羽翔书法展。

除开尚在进行、媒体曾误报一等奖为“五百万元”而成为惊天笑话的“冼夫人奖”，国字号的展览至少不下九个，即平均约1个月办一次展览。评委是不怕辛苦的，这点大家心知肚明。焦头烂额的只是作者，冥思苦想出来的东西，必须经受一些唯利是图、或“眼高手低”的名家的“筛选”，一不留神便会钻入收垃圾的叔叔阿姨的大麻袋里。

经典的有第八届国展，从2003跨到2004，入展名单三易其稿，个人简历又要重写,评委现场大打电话，监督评审的新闻观察员难以入内、东道主西安以青年书协名义办的短期培训班、西安书学院的人全部入选，展出作品张冠李戴，更有实力的中青年拒绝参与。

“花费巨资又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办起来的国展，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赢得无谓的非议与不满？如果中国书协不应该也不可能接受偏激的攻击，那么导致目前书坛纷乱局面的症结何在呢？中国书法界是不是正等待新秩序的到来？”

终于，迎来了《美术报》蔡树农系列性的强烈批评。同时也在相关文章的推波助澜下，终于“精彩”收场。八届国展更精彩的还有文化考核。据说它开了中国书法史的先河，相关要人更发誓把这一创举紧随时代的巨轮，与时俱进下去，造福子孙后代。工夫果然在书外，我们若再沿袭老路，纯以作品论高低、评成就，真要跟不上时代了。这个考核，非但有益处，更加有妙处，它能让我们不用大脑就得出一些妙论，如：苏轼的文化比米芾高，文章比王羲之好，所以苏轼的书法水平和成就在米芾、王羲之之上。

变化的艺术 发展的艺术

本年度与书法相关的考古发现不少：郴州发现七百余枚西晋简牍，瑞安市高楼乡发现深藏七百年的唐初摩崖石刻，婺源发现一篇朱熹佚文，陕县空相寺发现唐代碑刻，青海循化县发现中国最古老古兰经手抄本，岳帅里惊现集明清书法大成的“碑林”，梅尧臣所刻石碑惊现山西（“题绛守居园池，呈太守薛君笔薄，致和三年七月十日刻石碑一块”，凡二十四字）......

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何君阁道碑》的重现。书体为隶书，点画方中寓圆，风格雄浑磅礴，类《开通褒斜道刻石》。此碑的发现,某些历史“将因此而改写”,譬如旧志记载等。中国书法史当然也将因此添色——《中国美术全集》、《中国书法全集》全漏了它。历史是不断地被改写着，可惜艺术则未必一直在发展着。石开说：艺术是“变化”的，而非“发展”的，一叹。

蔡树农算不算英雄

作为唯一公开、并评击八届国展的监督评审的新闻观察员，蔡树农三字如雷贯耳，几成英雄。某网站甚至推其为“2004年度十大影响人物”之一。并评论道：“声音！声音对沉寂如墨的中国书坛而言是如此的难得！作为媒介，如何保证其在对话语权的掌控后真正的行使！显示其真正的核心价值‘公信’和‘独立’！蔡树农做到了，《美术报》做到了！这让我们不由的对未来充满希望，事实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在转变！更多的揭幕文章的出世，对书法展览和大赛的监督和质疑在2004年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就是贡献。”

蔡先生在该年的具体“贡献”是：相继发表了《别了，观察员》、《传媒似水》、《备受瞩目的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评展》、《八届书法国展果真是公正的吗?》等向八届国展“发难”的文章。大家叫好之余，也略带遗憾：国内的书法报刊、杂志众多，偏要《美术报》出面揭露。有人说：“专业媒体为什么会得‘软骨病’？还不是大家都在一口锅吃饭，勺把子还攥在人家手里呢。”

将来某一天，我们在书法刊物内看到类似的声音，相信一定比蔡树农更出名—尽管也可能短命。

左锦朝值不值同情

“8月31日凌晨4时许，32岁的青年书法家、长安书学院副院长左锦朝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病死在西安市长安区的一间出租屋内......”这则消息顿时轰动书法界。据称左常通宵达旦写字，动力是冲刺国展，加入中国书协。艺术家的路无非两条：一条是靠拢组织，一条是脱离组织。靠拢是大势所趋，脱离是自寻死路—孰料事实竟然相反。

中国书法二十年，成全了大批书法人的梦想。但“三日风,四日雨,哪有文章锅里煮”,书法也不例外，风险还是不小。石开在访谈里说过这样的话“精力旺盛、有才华、有远大理想的人，不应该把书画作为终身的追求，应该为社会，为民族做更多的事情，年轻人应该有抱负。我们这代人大多被耽误了，现在没有抱负了才做这个。书画对社会没有意义，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记录生命状态的工具，艺术是很有限的。”
恨石开这话没有花边八卦的威力，或者怪左锦朝没有耳福。因为这话听着像良药，具有预防悲剧的功效。

中国书法院成立

就在2004年伸个懒腰，打起哈哈，准备拍屁股走人的关头，一个消息传来：“为了推动我国书法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创作，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于2004年11月26日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
“中国书法院直接隶属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国家级书法创作与研究的常设机构”；“标志着中国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努力，由传统模式向现代转型的最终完成——标志着书法的艺术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说明了书法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得到了最终的肯定。”

接着得知，名誉院长：启功。院长：王镛。除开其中一两个陌生的面孔,“流行书风”的领军人物几乎集齐。

自两年前中国书协改选后，中国书坛的巨石蹦塌，尘烟如浪，陷入短暂混乱，到今天的趋向多元，我们的目光又聚焦于一个人：王镛。王镛近期的字，也仿佛石开所说的遇到了“坎”，能不能跨过去，只有天知道。“100年之后，回头再看”，会不会“埋没掉”，那也要问上帝。我们现在知道的是，王镛今年是《书法杂志》的主编、中国书法院的院长。凭这两头衔，足够惊天地，泣鬼神——平庸者震惊，伪传统哭泣。

前两年，第一届、第二届流行书风征评展，也由王镛等人发起。一连串的举动，难免被疑“另立山头”。而我们回顾艺术史，书法史，甚至哲学史，得知山头多不是坏事。没有赵吴兴，也许便没有杨维祯；没有保守思想的盛行，就没有石涛、扬州八怪。没有“帖学之坏”，未必有“碑学之尊”。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毛泽东发挥道：“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所以，无论如何，中国书法繁荣的局面正在持续。

如果一个人以光的速度运动，他将看不到前进的光，只能看到在空间里振荡着却停滞不前的电磁场。——我们也可以拿来这个夹义相对论继续推演说：如果某人以王镛的速度运动，他将看不到进步中的王镛，只看到在后面捶手顿足却停滞不前的伪传统——因为他自己同时在进步——可惜这只是愿望。

《书法杂志》创刊

《书法杂志》的创刊先于中国书法院的成立，而现在是中国书法院的院刊。先生孩子，后物色老子，谁说不可。

“这是一本追求和阐释艺术的书法杂志”。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艺术感悟人生，以生命感觉艺术。此外没有教条，没有门派。”

“因为我们厌恶衙门作风，想借此与您结交永久的朋友。”

“如果我们有所厌烦，首先是论资历，排座次，比名衔。其次是摆出训导人的架势夸夸其谈。”

以上是《书法杂志》创刊时，编辑们的网上留言。自家的东西，必定要自夸几句的。而我们翻开本年度的六本杂志，确能赏心悦目：印刷精美，视角新颖，包容量广，重视新思想的介入、新材料的挖掘，引用他们的话：“经典、时尚、多元、创新”。

该杂志一出，有好事者便拿去跟《中国书法》作比较。原因可能很简单：《中国书法》作为国家级的“中文核心期刊”，曾显赫一时；而《书法杂志》由王镛、石开等人主编，属突起之异军。《中国书法》由周志高执掌大印后，又邀贾平凹、王蒙等大作家、文化人来客串。文化人给写字人教授文字，大作家向书法家传授书法，果然肃然兼幽默，更见“品位”。比较是前进的动力，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真会看到《书法杂志》和《中国书法》并驾齐驱。但那样壮观的局面能持续多久，我们没有信心——因为终有一方会落后。

来源：书法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