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四十余年前尚未上小学，父亲教我写最简单的汉字及阿拉伯数字。我所用铅笔，是父亲给我削好的。他似乎用了很大力气，削得很慢很细心。我书写时，那黑黑的笔芯，硬得会随时戳破纸页，不小心用力过重，笔芯偶尔会折断，颇有“宁折不弯”气慨，只是又得烦父亲用力削它。所以，在我幼小的心里，感觉到这铅笔就是世界上最硬最硬的笔了。整个小学，就是铅笔伴我度过的。到了可以使用钢笔的中学时代，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之时。课堂上乱哄哄吵得老师无法正常上课。而我，在如此无序的课堂里，悄悄取出一本《钢笔正楷字帖》，一遍遍以练字来打发时光。中学毕业，我别无所长，却发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我的字写得像模像样了；二是我能将样板戏的唱词出口成诵。因为钢笔字帖内容全是一段段样板戏的唱词，不少唱词出自汪曾祺等高手，富有诗蕴，对提高我的写作水平，似乎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之所以忆起那些写字往事，是因为我近日在旧书市淘得一册书名曰《钢笔字范》的旧著，摩挲再三遂勾起铁怀旧心绪。这册旧著，大十六开本，硬面精装，道林纸蓝印本，邓散木与白蕉先生合著，万象图书馆印行，民国三十八年三月初版。清末民初，由于“西风东渐”，新式学堂创立，新的书写工具亦随之涌入国门。外国的铅笔、水笔、钢笔被相继引进。而率先开埠的上海，得风气之先，善于接纳西方文明，铅笔、钢笔一经使用，颇得年轻知识分子青睐，遂广泛推广开来，改观了毛笔一统开下的传统状况，形成新旧书写工具并存的局面。为了顺应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潮流，加强对钢笔的普及，擅长毛笔书法的著名书法大家邓散木、白蕉两先生，以其深厚、精到的书法功力，率先尝试用钢笔示范，合作撰写出版《钢笔字范》一书。硬朗的钢笔，在书家手下，展现出遒劲、灵动的楷、行、草各体，以作为青年人摹写的优秀临本。虽然大书家的这种可贵努力，在当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仅仅为钢笔的使用起推波助澜之作用。但却为日后钢笔字的普及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形势的发展果然如此。不久迎来全国解放，工农阶层当家作主学文化，扫文盲，钢笔的使用迅速得以普及。《钢笔字范》的编者、中央书局的经理平襟亚先生曾在“编余私缀”中说：“钢笔字范的出版，实开中国文字上的新纪元，也得说是划时代的创作，在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先例”。又说“在文友中，我首先见到用钢笔写中国字的，是苏玄瑛——曼殊大师，他曾受过西方文化洗礼，三十年前翻译《文字因缘》，原稿便用钢笔书写。此外，新文艺作家，如郁达夫、林语堂、巴金、胡适、冰心、丁玲，大都喜用钢笔写稿，习以为常。”

可以说，《钢笔字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本硬笔书法字帖。此书汇编邓散木、白蕉两人众多用钢笔所作楷、行、草各体书法，“或临碑版，或写简札，挑提波磔咸尽其能，顺逆方圆各按其所。抑足祛执见之缪妄，示学者以明灯，此后庶钢笔字能由普通书法进入美化领域。具见其工力非等闲可及，第熟能生巧，学者苟能及其穷奥，朝夕临摹，益以学力，自不难臻于妙造也。”此书在当时获誉甚高，作家谢啼红先生在《铁报》上撰文说：“用钢笔作书，耐用而简便，挥写敏捷。钢笔写华文，别饶风趣，而有一种秀朗挺劲之致。信足为后之学钢笔书者法也。”

钢笔写字，始自民国初期，以后用者日多，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便进入高潮。九十年代开始，电脑逐渐普及，不但毛笔。连铅笔、钢笔以及使用渐多的圆珠笔、水笔等一切硬笔，均成退势。也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见证了硬笔字的起始、繁荣及走向衰落的过程。

经过二三十年电脑风暴，作家们亦在一片“换笔”声中，大多以电脑敲字写作。而我固执以为，电脑写作会阻碍我的思路。那时我热衷写诗，区区几行字，不用“换笔”，诗路更畅。就这样我一直坚持笔耕，用极普通的黑色的水笔，写完即换笔芯，甚觉方便。而暇时不忘练练毛笔字，作为生活的余兴，精神的调节，一种闲情逸致的难得享受。但我感到，计算机是二十世纪人类对世界文明和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习惯。用电脑打字，自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它修改编辑文稿极为便捷，它可将文章存盘随时调用，更可将文稿、图片上网传输，极大地提高时效。时下我每谋划一文，必先以手写方式拟成草稿，让奔涌的文思在笔下流泻。然后在电脑上作“冷处理”，一边打字誊抄一边修改润色。就这样，我的手工作坊与现代科技行以完美结合。有人问及我是否用电脑写作，我便作如是答。我想，我不会轻易丢下笔，笔与文人自古以来情结深焉，笔传承着亘古不息的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我又须与时俱进，享受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成果。两全其美，互为相映，不亦乐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