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一个正处级干部，后来担任了协会领导，但国家只分配给我8平方米住房。我在八方斋住了十年时间，没有人向上级打报告反映过我的住房困难，中国书协也没有为我的住房采取过任何帮助的措施。1995年初，当我从八方斋搬到松竹草堂以后，某些人就乐此不疲地向上级机关造谣告状。住进松竹草堂，我就自然被加上了一条罪名。到2000年中国书协换届前，一拨人向中央领导告我的时候，非常富有想象力地描述说：刘正成拉拢了北京市领导的关系，在市区找到地方修了房子。当中宣部调查组的同志就此给我谈话的时候，我就问这错在什么地方了？我说交待什么问题呢？他们笑了一笑，说，就说一说这个情况吧。我说我确实动用了关系，那就是北京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刘绍棠先生不是官员，他知道我为了编《中国书法全集》，认为这是千秋大业，国家应该支持，他出于书生意气，亲自动笔给北京市主管领导写了一封信。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就亲自视察来了，看见我编《全集》的大量珍贵资料都堆在沙滩老灰楼的过道上，三个编辑人员挤在一间8平米的房子里办公，非常感叹，回去就批下来了。我就认识一刘绍棠先生，北京市领导谁也不认识。与刘绍棠先生也是书生之谊，他是我从小景仰的作家，我送过他几本《中国书法全集》，这一切关系，只能说明参与批准我建房的北京市各有关领导水平高。有人曾经给有关领导说过，国家为了80卷《大百科全书》，在阜成门修了一幢20层大楼，刘正成编100卷《中国书法全集》，不花国家一分钱自已给自己建房，难道不该支持一下他？

自从我搬进松竹草堂后，许许多多造访过我沙滩八方斋的国内外朋友，都为我高兴，来北京10年终于有住房，有一个可以落脚聚谈的地方了。这里有一小块空地，我们从西山移植了一株松，从紫竹院移植了几竿竹，于是便有了松竹草堂的雅号。凡是作客过松竹草堂的朋友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编辑办公的场所。几百平米房子，除了书籍和办公设备外，没有任何豪华设施。我们一家三口只享用了两间住房不过五、六十平米而已。其它所有空间，都是在这里工作的任何人可以来往涉足之处。我的私人书房，也是《全集》工作人员公用的书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到我的书房来查阅资料和办公。在书协的同事们知道，我们家是没有什么家庭隐私可言，因为我们来北京快二十年，从来就没有真正过过一家一户的小家庭日子。从今年四月底到六月中，由于北京闹“非典”，工作人员都返乡了，也没有来客了，我太太傅淑群才感慨地每天都要说一句，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仅仅这两个月时间，我们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地起居，才可以衣衫不整自行其是，才可以无人打扰自由自在。由于编撰《中国书法全集》工作的特殊性，我把一个家变成了一个繁忙无比的工作场所，给我的太太和全部家庭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这家而不家的生活还没有尽头，因为《全集》还不知道要哪一年才能编完呢！

然而，刘正成在北京市中心有一幢小楼的传闻，在别有用心的人口里传向并不知情的人群，自然引起了许许多多的猜测。那些书坛大腕们住在自己那些谁也不知其所的洋房别墅里大把大把数钱时，却用他们鼓动的谣言脏水泼向我，泼向一个日夜在为文化工作的场所。有一位《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人员来松竹草堂工作了一个多月，吃在这里，住在这里，临走时，他如释重负地说：我终于完成工作走了，你们这里太闹了！一拨一拨的《全集》编辑人员来了，走了。有的几年，有的一年半载。有的在这里一住一年，有的今天住一晚，明天就离开。这里是编辑部，这里是食堂，这里是招待所。好多次招待客人，我太太帮助厨房洗碗洗到下半夜直不起腰来了。北京人没有串门的习惯，一个单位几十个人，很少有邀请你上别人家去吃一顿饭的时候，甚至于你还不知道他家住什么地方哩。可是，我们“家”谁没有来过？你的那些“仇人”，保不准就是你的客人，那些吃了你花了你的客人。

2000年中国书协换届，在阴谋家们的努力下，我遭受了重大挫折。我的一个台湾好友带了一位风水大师上我家来，东看看，西看看，认定我的办公桌摆得方向不对，有一边的窗户冲着别人家的屋脊。并一再嘱咐我要按他设计的几个措施对家里作调整，就肯定能改变命运。我口头上应着，我不能去拂一位海峡对岸来的朋友的好意。一位台湾来的老板，我能向他讲解大陆文化界阴暗面的逻辑吗？台湾朋友和风水大师走了以后，我的这张办公桌的方向仍然如旧。华北之大，能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吗？我心里深知，能坐到这张桌前，平静地看书写字，完成自己的工作，就是一种幸福了。至于它到底朝着哪个方向，有什么重要？要说风水不好，肯定不是这张桌子的方向不好，而是你的人事环境险恶，冲着你的人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才真重要。

住进松竹草堂不久，我写了一则寓言，名之曰《松竹草堂夜话》，并以楷书入石。我当时猜想着，生活会不会朝着寓言的方向发展呢？果然，生活有可能变成了寓言：

月光乎？霓虹乎？松竹草堂前如水如霜。松父移自西山，方二日，札根未稳却摇动身肢，将几滴松滋洒向竹君，竹君怫然仰而问曰：“敝人今日初到，公尚未寒喧一二，竟来污了小生衫袖，是何道理？”松父傲然而笑，对曰：“尔本生于南国，到这里与洒家拥挤作甚？”竹君诧然久之，叹曰：“侪辈均属山野之物，今番一同来此间作客，本该拿出些斯文样子，以谢主人超拔之恩，何以出此粗话坏了我等脸面？”松父惭然而谢。夜风骤起，翳然夜雾生香，松父欠身摇曳也；窗壁倩影婆娑，竹君款动腰肢也。寂然。松竹草堂一任如水如霜。

中宣部一位领导同志在我挨整时给我“谈心”曾酸溜溜地问我：你住在这房里安心吗？我说，不安心。他听了感到很满足。可是他显然不懂，或者说根本不愿意去懂，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有几个劳动者、创造者能过上安宁日子？我虽然不安心，但我心安，我无愧于这个盛世之任。住进松竹草堂已经八、九年了，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里做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工作，我和我的师友们在这里进行了不少对话与交流，我和我的国际同行们在这里留下了不少友谊的佳话。关心我的网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将陆陆续续给你们讲一些发生在松竹草堂的故事。我在这里随手拈来几句诗联，均以书法作品形式发表过，抄下来以供你们了解我居于松竹草堂的某种心境：

雪压燕山聊煮酒，花重锦里且吟诗。

松低压竹，草长碍花。

梅边酒盏，竹里诗笺。

1995年春节前我搬家时，写了一首诗，然后用草书书出，发表在六届中青展中。

予客八方斋十年矣，方迁二松草堂，春来漫兴有诗云：

无处春风不卷扬，最伤春色是风黄。
借来西山烟霞树，十载蜗居也兴狂。

这件作品由两张四尺纸接起来的，我没有大印章。六届中青展在沈阳评选时，我求王镛给我刻两方大印，一白文“刘正成印”，一朱文“二松草堂”。他当即奏刀，酣畅淋漓。我认为这是王镛治印之精品。刚搬来时，是载了两棵松，但有一棵没有成活。“二松草堂”便改为“松竹草堂”了。有一回，熊秉明先生作客时，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斋名。我说，还载了两棵石榴树，一株结的石榴很甜，一株结的石榴酸得很，取个名叫“二味石榴堂”如何！好！熊先生立即给予肯定，说这个斋名不俗。于是，我又求石开先生为之治一印，是白文，很长一段边款，是石开先生一首赠诗，诗云：

北京城东一胡同，有户人家种二松。
　　松共梅竹成三友，落记榴花年年红。
　　花尽结实呈二味，一甘一涩不浑融。
　　果亦世情知宠异，人固爱憎贵包容。
　　今我刻印寿堂主，时喜簾映绿荫浓。

几十年来，都是母亲记我的生日，母亲去世以后，我往往忘记生日，由太太和女儿来提醒。有一年大家都忘了，记起来时已过生日了。石开，某中年以后结交之友也，能记某生日，赠我此印此诗，令我感慨有加，尤其是在这几个背时之年里。此诗，真真道出松竹草堂的“世情宠异”，令我不堪回首。这方印情意相生，足可珍之，与王镛先生的治印一样，均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至于这首漫兴诗，石开先生必会笑我轻狂失言，其实，他肯定会理解，“兴狂”者，书生之意气也，为人并不敢“狂”。我亦爱作狂草，亦以意气为之而已。于是，借其印文之意，书“龟鹤互动”横幅以回赠之，以谢其真情与深意耳。

2003年7月16日于松竹草堂又8月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