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文化建设成就可谓日新月异，然而，究竟未成熟，没有形成大气候。论学问，没有学派；论艺术，没有流派。有一些争斗，也像街头上小瘪三打架，小利益之争而已。比起东洋日本，我们尚有相当的差距。彼国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了现代文化发展机制。论书法艺术，日本有关东派，关西派；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也有东京派，京都派。近二十年来，我们国内比较注意欧美的中国学研究，一个是对费正清先生统率的美国哈佛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关注，一个是英国剑桥中国史研究著作的翻译，而较少注意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九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共十册，但在社会上几乎毫无反响。其实，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最大中心就在日本，其研究的规模与深度既非欧美学界可比，也可以说和中国大陆平分秋色，许多地方甚至又非中国可比。如同经济一样，我们未敢先行挑战欧美，而是要首先追赶日本。我们的书法艺术高速发展二十来年了，似乎已成世界第一了，其实泡沫很多。中国书法界的人事结构的混乱，就是一种极不成熟的标志。就更别提形而上的学术研究了。十多年来，我致力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眼光所及，我认为 ，日本《书道全集》的主要编撰者之一中田勇次郎先生，依旧如泰山北斗高悬我的头顶。当我翻出这张1995年初我第一次到京都岚山拜谒中田勇次郎先生的照片时，心中尤为思念这位已辞世四年多的长者。

中田勇次郎先生自然是属于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也即称为“京都支那学”。因为他的《书道全集》同事神田喜一郎先生是京都学派，甚至可以称他的师叔。因为中田勇次郎先生的老师是青木正儿，是神田喜一郎先生的学长，他们共同师事狩野直喜先生。中田勇次郎先生逝世时已是九十多高龄，他的学生、京都大学教授杉村邦彦先生也快七十岁了。做一门学问，而有这样脉胳分明的派系师承，在现代中国尚未形成。就说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他承自王国维的衣钵，而陈先生之后呢？罕有闻其名者。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的史学大纛 ，但其传人也其名不显。这就更遑论书法学研究的学派继承了。近代中国书学研究的大师们，个个都名符其实成了“绝学”。现在许多大学也都有硕导、博导了，但除了继名其下外，毫无学派宗师可言。在中国书学研究领域，大家尚蒙头蒙脑乱撞一气。

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处理他们所尊崇的中国传统，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术研究的分水岭。中国乾嘉以来的汉学传统，在矫正宋学传统以后，对中国的古史更多的是释义。中国的考据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实事求是，义理明彻，演变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支那学”。看一看日本《书道全集》的“作品考释”，就是一种全新的著录方式，是对中国古代沿袭至今的著录方式的革命性改革。《中国书法全集》编撰工作向《书道全集》借鉴所体现的“支那学”研究方法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古代某一样式、某一书家作品的“考释”，有了这种“考释”，就有了作品的编年。否则苏东坡作品一大堆，赵孟頫作品一大堆，没有透彻的时空关系，其研究当然难以深入。如果说《中国书法全集》与前此所有书法史学著作和当今各种书法图册最大的学术分野，即在对每一件作品的学术批判眼光的科学性和严格要求。虽然《中国书法全集》在规模上已远远超过《书道全集》，在以书家为体的体例上已比仅仅断代为体的《书道全集》有所突破和进步，但其研究方法，是从日本的“支那学”那儿学来的。1994年春节前，我和太太傅淑群在邹涛先生引领下，经东京西岛慎一先生介绍，以朝圣般的心态，来到京都岚山谒见中田勇次郎先生。

在我的一生中，肯定将永远记住那个“快雪时晴”的日子。我在1999年中田勇次郎先生去世时，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一篇纪念文章对此作了叙述。在岚山下那个古雅的庭院门前，忽然飞起雪花。但当大门打开后，看见中田勇次郎先生迈着蹒跚的足步降阶迎接我们时，天空又忽然放晴，阳光洒在那个苍松掩映布满苔藓的庭院地上，真是一个奇观。在东京时，西岛先生曾一再嘱咐我们从侧门而入的。但那扇很少打开的大门，为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人而敞开，既使我激动，也使我看到了一个近邻民族的文化形象。年长我足足四十岁的长者，竟然称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晚辈为“老师”。当时，我将携带的几册《中国书法全集》呈上去时，心情如同向老师交上作业一样，我说，这是我们学习你的研究方法，学习《书道全集》的经验所作的工作，请您老指教。中田勇次郎先生说，他已看过几本《中国书法全集》了，他说他要向我们学习。我当时将自己书写的一柄折扇作为礼物送给他时，他马上展开用汉语朗读起来：“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但他马上告诉我们，他正在学习现代汉语。是的，由于汉语白话化以后，日本学者感到很头疼。他们能懂文言，却不懂白话。然而，一个年届九十高龄的老人，还要学习一种新语言，其精神足以令我们震惊。中田勇次郎先生送给我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黄庭坚研究集》，那是他晚年的心血所聚。他说，他从京都一个寺庙里尘封三百年的书堆中找到了出版于江户早期的《虎啸集》，那是一个日本学者在南宋时期访问中国搜集黄庭坚诗文题跋的文集，为他的黄庭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中田勇次郎夫人送来茶点，先生站起来，自己去弄那个电炉，想让屋子更暖和一点。我们急忙去帮助他。他才讲自己的腿是前年到江西修水黄庭坚故里考察时给摔坏的。他非常遗憾的是，由于把腿摔坏了，他不能再每年去一次中国实地考察了。我们不能不为这位真正躬行求是的日本学人的治学精神所感动。这也使我想起另一位摔坏腿的日本老人村上三岛先生，他也是以八十高龄，最后一次去河南孟津王铎故里时给摔坏腿的。这种实践篤学寻求真理的精神，应该是日本近现代的学术精神。

两年后，我与王彦先生又去京都时，由高木圣雨先生和邹涛先生陪同，第二次拜谒中田勇次郎先生时，他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但是，他兴致勃勃地拿出了他曾在京都展览过的书法作品给我们看，我立刻感受到了谢无量先生书法的高蹈气息，才知道这是一位格调很高的文人书法家。日本的书法学者并不以书名世，但却有如此高的书法水平，我看到一种文化的境界，体会出“博雅君子”之谓也。中田勇次郎先生将他的书作一一分赠我们同行几人，然后又每人加上一包岚山特产的糕点，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忽然，在微雨中，太阳又照射出来，在松竹之间闪耀。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位日本前辈学人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我曾经提过，如果要设置中国书法“兰亭奖”特别奖的话，一定要授给这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的异国老人，他等身的著作显示了他继承和开拓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勋。我这里所说的“等身”，其实是“超等身”。因为三十卷《书道全集》，加二十卷《中国书论大系》、九卷《中国书道全集》、四卷《欧美藏中国书法名迹集》、两卷《黄庭坚》、《龙门造像题记》这些我的书架上所备的中田勇次郎先生著作，早已超过了一个人的身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中国的学人有没有一位在研究别国文化时达到这种投入精神和成就的？在中田勇次郎先生身上体现的日本民族文化的包容精神，是值得我们中国学人认真学习的。

中田勇次郎先生放下茶杯，叹了一口气，说他很孤独，因为现在日本青年人已经读不懂他的书了。他的这句话，我在几年以后去香港拜谒饶宗颐先生时，也听到了饶公几乎完全相同的话。我认为，大师肯定是孤高不群的，特别是那些真正的学问大师。一个已经走到人生暮年的老者，还在学习现代汉语，还在注释《和歌集》，他会陪你喝茶侃大山吗？生活在红尘里的中国大师太多了，赶堂会，剪彩致词，点缀着现代的生活摇滚。但那种孤寂澄明的境界，将无处可寻了。后来，我又去过岚山，只是围在中田勇次郎先生庭院外围转了一圈，算是一种祭奠。我不忍敲开门，去看那个人去庭空的所在。我愿意中田勇次郎先生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大师是一盏明灯，如果没有中田勇次郎先生这些日本学者的前驱示范，《中国书法全集》的编撰研究工作可能仍在黑夜中摸索。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是值得相互学习的。我们如果用日本学人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来鼓舞自己，我们肯定将获得更大的功効。

2003年7月15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