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进修学院联合举办的首期全国书法创作培训班于1994年12月在青岛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与当代书法名家汇聚一堂，都兴奋不已。这张合影中，站在前排以后的学员们，现在大多已成全国各地区的书协骨干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多数都属于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书法家。我在这里当然不能说他们的全部，而只想说一说也属于六十年代的，站在前排右边的几位助教，他们可以说是六十年代书家中的代表：赵雁君、张锡庚、李木教，和稍后来的刘彦湖、梅墨生和朱培尔。这批书家在书坛的崛起，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

在青岛培训班任教的书法家，例如站在前排的有王冬龄、曹宝麟、张荣庆等，均是四十年代书家，刘艺、孙伯翔年龄更大一些。这一代书家是林散之、沙孟海以后的中生代，而六十年代书家则是晚生代。当他们在15岁到20岁之间时，中国书协刚刚成立。也可以说是中国书协时代所哺育起来的新生代书家。他们中很多人形象地说，我们是读着《中国书法》杂志走上书家之路的。当然，上面所举的6个人中，张锡庚年龄略大一点，朱培尔成名在八十年代，但他们真正享有大名时，都是在九十年代中，因“中青展”、“全国展”中频频获奖而选拔到《中国书法》杂志社任编辑时所得。这个时代所形成的书法创作与审美观念，都积淀在他们身上。成耶？败耶？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证明。这几位六十年代书家来《中国书法》以前，都没有当过编辑，在全国性书法活动中尚未出头露面。但是，他们置身在广大的书家群中，他们一走上编辑岗位时，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桥梁。把他们请去作助教，也是在四十年代优秀书家与六十年代书家中起一个桥梁作用。在青岛培训班中，他们从头至尾跟班辅导，教授们则轮流到来执教。他们能从著名书家教授那里得到经验，来映证自己的学习感受，同时，又能用自己的方式传输给所有学员。一代审美观念，在这里得到迅速广泛的传递。这种高水准和大规模的书法教育活动，对当代书法的普及与提高，是前此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梅墨生先生从秦皇岛书画院到中央美院进修期间，到《中国书法》兼职，其后就留在了北京。他在《中国书法》任编辑期间，完成了他的《现代书法家批评》系列文章后成书，也编撰出了《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书学水准获得质的提高。梅先生现已是中国画研究院画师了。刘彦湖先生在《中国书法》当编辑期间，完成了他的《现代篆刻十二家》批评系列文章，然后又考入长春大学攻读博士课程，现是中央美院副教授。朱培尔先生到《中国书法》杂志后，很快成了篆刻、书法、山水兼能的艺术家，并长期担任主编助理，成了一个优秀的编辑。赵雁君先生到《中国书法》后，又参与大量《中国书法全集》工作，作为一个主攻创作的书法家，在学术上大步提高，并与朱培尔先生一起在八届中青展选拔为评委。赵先生现在已任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可见其眼界提高后，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多方位发展的成熟艺术家。张锡庚先生和李木教先生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有广泛影响的青年书家，现均在当地书画院任专职艺术家了。当然，我要申明的是，一个有成就的书家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获得成功，因为他们身上有艺术的“种子”。而我要强调的是，这颗存在于每个艺术家心中的“种子”，并非都能发芽、开花、结果的。一个时代的优异条件，无异“发现”和“催生”了这些“种子”的发生与成熟。这就是“鸡蛋”与“温度”的哲学关系。

我受托主编了《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三卷，不仅收了不少大量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书家作品，也收了不少六十年代书家作品。我想，如果要说新中国五十年文化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文化成就，六十年代书家是一种最为充分的体现。除了上述几位我罗列的书法家处，尚有：
　　陈 平 范 斌 吴 行 邵 岩 胡秋萍
　　陈新亚 陈大中 刘廷龙 施恩波 于明诠
　　张 继 洪厚甜 康耀仁 管 峻 刘云鹤
　　古 泥 刘新德 汪永江 白 砥

这部“官修”美术史原订不选入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艺术家的，我们据理力争，入选了上述二十多位。这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这部书出版于1998年初，当然，这批六十年代书家也就三十多岁。想没有想过，三十多岁，而又并非出将入相者，能入“艺文志”吗？可能在地方志里也是罕有的。就因为编这部书让青年书家入卷，挤掉了一些老书家入卷的位置，当然，也杜绝了一些“伪书家”入卷的路子。所以，我最终取消了自己入卷的作品，但也难以平息一些权势者的怒气，成了后来我的罪状之一。我无意讨好青年书家，但我是从时代的观念去看问题的。什么叫“史德”、“史才”与“史识”？如果都是“盖棺论定”，还能显示出什么“德”、“才”、“识”来？有网友在跟贴中把我形容成斗牛场上流着鲜血犹斗的“傻B牛”，这句话虽然不太好听，但非常形象和准确。想一想，我编一本书，也不趁机去搞一点调合，拉扰一些亲贵与左右，办了那么多事，我要得罪多少人呀！我莽撞地前行着，如果需要现在来自省的话，站在不同利益观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有朋友见我倒楣时更来火上烧油，声色俱厉地问我：难道你不办中青展你就犯错误了？你在《中国书法》上不搞“书坛中青年”专题你就混不下去了？编艺术史册你不编进青年人你就完蛋了？是的，我不做这些事，我可能一点“错”也没有，我可能会爬上更高的位置上去，我可能获得更大的“名”和“利”。然而，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坦率地说，我没有什么德行高蹈，我仅仅因为置身在现实中，我为青年人的早熟、才气与成就所感动。他们获得了一个好的时代，他们惊人的艺术天赋与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不能容许一种良知去漠视、轻视、或甚至视而不见。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既有良知又有才智的艺术家，你明明看见青年人写得那样好的时候，你的违心之论简直可以真正摧毁你的一切自信和信念。当然，如果你真的什么也看不见的话，就另当别论了。你骂我是“傻B牛”，我看还有比我更“傻B”的。自己已经家财万贯，该多多求“名”的时候了，还一个劲地傻骂青年人是“丑书”，这不行，那不行。看不懂，就应该装傻，至少不会暴露自己无知。照现在这样一搞，皇帝的新衣给当场戳穿，还有什么希望去青史留名。自己给自己歌功颂德的那些东西，在历史上是没有用的。你虽然可以一时控制舆论工具，但是，心服比口服更重要。

青岛培训班每一期都要配上这些“助教”，《中国书法》杂志社也始终保持着青年书家在岗的“规矩”。“后生可畏”的意识，催促着我们这些渐进老年者继续前行。青年人可以在中年人、老年人这里学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然而，中年人、老年人则可以从青年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你更成熟，知道你缺少什么。孔子云，因材施教。中老年人最难做到的，是保护青年人的个性；而青年人与中老年人打交道最怕的也是被抹煞自己的个性。那种认为“流行书风”是千人一面，都是随大流的趋时附势之辈，是对青年书家创作风貌的肆意抹煞与歪曲。有人甚至夸张地说：“一走进八届中青展的展厅，就觉得一个人写的似的！”这种话在某种场合甚至还会赢得一阵掌声，但这是一种典型的无知，于是无畏，说出这些终将被历史嘲弄的话来。

李木教桀骜不驯，但才气横溢；张锡庚优柔寡断，但点画精到；赵雁君折衷调合，但书气郁勃；梅墨生处世欠周，但才识兼善；刘彦湖孤傲少言，书印皆独树一帜；朱培尔温良随和，出手便俯视群雄。与青年人相处过从，要有磨合，才有谐调。保护了别人的个性，才找到自己的区别。我们的当势当位者，千万不要一竿子打一槽，轻视、漠视、小视六十年代书家群体，要善于尊重那些将名未名之辈，书法艺术才能获得承先启后的发展。否则，等七十年代书家也大步走上艺坛舞台时，你会更惊讶于已经毫无立锥之地了。当然，我这里提出一个“六十年代书家”概念，既让我们能看到前辈，同时也提醒大家看到后辈。“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是一种永恒的历史辩证法。

2003年7月14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