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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主角的批判理性
□ 刘正成

前两天,上海王南溟先生不速而至,作客松竹草堂。自青岛一别后,好几年未见了,据说,这几年他忙于国际艺术交流,去年刚刚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作了他的“字球”展览,还应邀参加了一个重要学术会议。王先生是和许宏泉先生一块来的,寒喧过后,我第一句话便问他,你为什么要批判王镛?他说,这是他对当代书法创作的一种理性认识。我说,你知道中国书协头面人物发动媒体工具,大批“流行书风”和“丑书”的背景吗?他说,我不认识王镛,我的批评没有考虑社会功利,我对王镛没有任何恶意。如果我认识了王镛,也许就没有这个批评了。说到这里,我已经释然了。尽管我不同意他对王镛批判的内容,但我理解他的一种超越的理性的批判动机。我只委婉的地说,“时间”与“时机”的选择,在批判的社会功能的作用。两天以后,在一次聚会中,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镛,王镛并未释然,可见这种批评的力量。我也理解王镛,将近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年中,马啸等在《书法报》连续对我展开批判时,我的心情和王镛颇为接近。

这张照片是马啸先生和我在2001年12月下旬拍摄。当时,我正应邀在兰州举办“陇上行”个人书法展。那天,老朋友赵正先生、林经文先生也都来捧场,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后,马啸先生与我有了这张合影。这一次,马啸先生还为我写了一篇专文,发在《书法导报》上,对我的书法展给予了积极评价,其中有一句话,在当时我觉得有可能太刺激而担心,大意是:谈当代书法二十年发展,绕不开刘正成这个点。我并非认为马先生是在逢迎我,他自有他某种批判的立场在里面。别人也不会误会他在为一个“失势”的人说话时的动机。不过,我在这里想到的问题倒不是这些。我看见这张似乎亲切的照片,是否会调合我们相互之间的批判立场与敏锐度?李廷华先生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要为我写一本书,但我们共同约定了一个书名,就叫《刘正成批判》,我们生怕被朋友关系障碍我们批判的理性。十年过去了,马啸先生更为成熟与历练了,我感觉到,我们都会对十年前在《书法报》的那场“恶斗”保持一种欣赏的审美态度。-----而今,真诚与执着的文艺批评已远离我们而去,尤其在用构陷的污水把我泡得变形的时候,不能不为曾经经历的学术环境所感动。

这时,我翻开《刘正成书法文集》第一卷中那篇《谁是主角?》论战文章时,我仍然感觉到我文章中的“火气”和当年论战的“火药味”。这场“论战”由马啸先生发起,主要针对五届中青展的评选结果来的。我们开了两次书法批评年会,不正是倡导批评吗?办了展览,马上来一场批评,不是“响应号召”的题中应有之义吗?但是理性和感性与知性是有相当距离的。当时,《书法报》已发了不少我称为“投枪”、“匕首”式的文章,我自以为这是对我工作的否定。他们的文章最先点了五届中青展“获奖作者”李木教、张锡良等的名字尚嫌不过瘾,由楚三先生还写了一篇《呼唤主角登场》的文章来“引蛇出洞”,企图挑起与我的直接论战。我终于忍耐不住拍马上阵,写了这篇文章,投入了“论战”。我现在当然无意于去分辩这场“论战”的是非与具体内容,我是在想,在我担任中国书协主要业务领导工作的近十年中,如果没有这场论战,包括我后来和陈振濂先生的温和的“论战”,这十年肯定会被史家称为“黑暗的十年”。在欧洲的历史上,所有人的著述都把“中世纪”与“黑暗”视为等同。因为在那个未经改革的宗教时代,罗马教廷的裁判所就是真理的代名词。人们对中世纪黑暗的恐惧,就是对教会一言堂的恐惧。今天,我们有了一个社会学新词汇,叫:权力话语。而批判对象的选择,往往与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心急火燎地撰写这篇《谁是主角?》一文时,我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力话语的强制性。当时,我有一种情绪,我认为对那么多中国书协不干事的领导,包括比我地位高的领导你为什么不敢去批他们,专门来挑我的刺。当然,更客观地来说,我如果没有这种“火气”、“论战”也就没有“战”可言了。何况,我能超越自己的角色吗?

也是前两天的聚会,石开先生向我解释,说他的批评棱角并没有磨平的,他马上就要写批评文章以显示自己宝刀未老。这是因为他看了我撰写的这个“我与书法二十年”回忆录时,曾提到关于他的批评的回忆,他也许认为这是我对他委婉地批评。人是很难超越角色的规定性的。拿我自己来说,如果放在2002年8月以前,尽管我有一肚皮的批评话语,我也未必会像今天这样颇为直露地写出来。我欣赏《边缘》杂志这个刊名所隐含的社会哲学洞察力。

《读书》杂志这一期上发表了李泽厚先生讲述自己的思想与阅读的经验时,提到了他“文革”时在乡下偷偷精读康德的故事。康德一生有三部重要的著作,均予冠以“批判”之名:《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是康德论述伦理学的问题,他所阐述的社会伦理现实的实质,其优势在于其深度,而非在其自己经历过的广度吧。康德一生除了有一次去但泽的旅行外,一生都没有离开他那个东普鲁士哥尼斯堡,在他的母校哥尼斯堡大学作了四十二年教授直到退休逝世。王国维在他早期《红楼梦》研究中,曾提出“主观之诗人”和“客观之诗人”的概念,康德显然在他的大学中成就他“主观之诗人”的大业。在各种中国哲学教科书中,康德都被冠之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记得我在与王南溟和许宏泉等的交谈中,也提到王国维的这两个概念。要作一个批评家,要么就彻底地入世而鞭劈入里,要么就彻底地绝世,保持着人类未受社会环境污染的“童心”,而“直指本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难题,怎么超越社会功利环境,去作出艺术领域的“实践理性批判”。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提到马啸先生的那两本《书法门诊室》。我想,应该读到它的人未必能读到它,或根本不愿意读到它,以至于简直就不知道它。我在儿时读安徒生童话时,就留下过疑问:难道皇帝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新衣”是什么东西吗?或者只是在别人戳穿真相后他才知道的吗?马啸先生已当了甘肃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书法作品水平已经令我刮目相看了,当其书法作品将获得某些商业市场的时候,竟然敢在这里“树敌”,全然不顾可能遭致的“封杀”,来写这些“得罪人”的文章,真是令我钦佩不已。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学者,或者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这种可以称为“实践理性批判”的生命素质,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

2003年7月4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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