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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理论需要书法
□ 刘正成

(前排左起) 熊伯齐 刘正成 薛永年 李 松 邵大箴 邓福星
(后排左起) ( ) 程大利 ( ) 刘曦林 ( ) 刘龙庭 ( )

(注: 未识其名的专家中,除了后排左五是人民美术出社的资深编审外,其他三位均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教授。是新朋友,暂忘其名,以后补上。)

这张照片上的计时数码上标着:’94?1?1。错了。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摄于2002年初。是在人民美术出版总社召开的《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第三次编撰会议时所摄。但是我要讲的,正好是1994年初的事,即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召开的“著名美术史论家‘书法与绘画’座谈会”。我手里已经找不到那次会议的场景照片了,正好上面这张照片中许多人参加了那次座谈会,我就借用在这里谈一点书法与美术的学科交流之事,以引起我们对当代书法的思考。

这次会议是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联合召开的,会议由美研所副所长、研究员陈绶祥先生和我共同主持。这次会议前,还是我与陈先生商量了一个座谈题纲发出。这张照片可惜没有陈先生。陈绶祥先生是美术界名闻遐迩的“新文人画”派的座师。以他挑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办了一个中国画高级研修班,其学员就是刘二刚、朱新建这一帮“新文人画”的大师。陈先生也请我去研修班作了一次讲座,讲了半天,题目就是我发表在四届书学讨论会上的《书法形象审美特征刍议》这个论题,重点讲到书法艺术的审美规定性,特别是与绘画艺术相通和区别之处。满座“新文人画”大师们非常认真在听课,但完了我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后来,他们办了两届“新文人画”展览,我发觉其中不少人书法相当精彩,这也是他们敢称“新文人画”的资本吧。陈绶祥先生书法也不错,我觉得,这些中青年中国画家是十分关注和运用书法艺术语言的。而1994年初这次美术史论家座谈会上,我发现,美术界的理论家们,他们对书法艺术本质的研究,其水平与深度,皆在书法界理论家们之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先生在发言中,历数了当代书法理论家的名字,如叶秀山、韩玉涛等,而书法界中人只提了一个邱振中。可见,这些美术史论界大师关注书法界的广度。

当然,薛永年先生也应该放在书法界中,他是中央美院古书画鉴定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多年以来,他撰写了不少非常精彩的书法论文,也曾先后发表于《中国书法》。但是,令我们惭愧的是,薛先生想参加中国书协,“奋斗”了多年,直到前年他去台湾之前,给我来个电话,说他的“会员”到底批下来没有,如果批下来了,就给他办个证,他到台湾也可以为书法做点事。我非常奇怪,我也不知会员工作具体怎么操作,像薛先生这样的理论大师,我们不去拉他过来,他自己积极要求参与,反而有此难度。也许,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入会就是利益,我能白给你吗?殊不知,薛先生是书法界的宝贵财富,不仅请他入会没错,就请他出任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书协的幸事啊!薛先生在那次会上发言的一个主题:研究中国艺术首先要抓住办法。可见,他从美术与书法的学科链接中的学术经验,足可以为当代书法理论建设的借鉴。

那次会上,有两位美术理论界的巨擘,中央美院资深教授李松与钟涵,发表了基本精神一致的惊人之论。李先生云:绘画理论从书法上吸取了很多。钟先生云:可以依据书法来发展中国艺术理论。这可是我们书法圈里闻所未闻的理论,瞬间,打开了我的学术视野。李松先生拍在这张照片中,他是《中国美术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另一位主编是站在他左边的邵大箴先生。钟涵先生本人是一个著名油画家,他与李先生从资历来说,又在薛永年教授之上。钟先生也像薛先生一样,引用了韩玉涛先生在《书意论》中拈出的《书谱》那两句话作注脚,即“情动形言”,与“阳舒阴惨”的要义来阐述书法。他说:“正是有了书法抽象的分工,所以中国画就总是在‘似与不似之间’,书画因而相得益彰。”他还从中西方艺术不同的审美经验出发,研究中国书法审美创造与欣赏中特质的东西,将之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李松先生则从书与画的艺术形式分野来谈书法美的特质。他把战国晚期出于六国的鸟虫篆等许多装饰文字,称为“巧涉丹青,功亏翰墨”。他非常巧妙而中肯地站在美术家立场上,借用了唐代孙过庭的话,提出了对借助绘画手段的“现代书法”的学术批评。

在那次座谈会,中央美院教授金维诺先生的观点亦明确而惊人,他的主题是:在形式美上,书法比绘画的追求更直接。金先生在中央美院是教授的教授,他年高德劭,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也是吐鲁蕃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曾参加过《中国书法全集》的座谈会,他对书法的见解很独特。

这张照片站在后排的两位,一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刘龙庭先生,他长期主持《中国书画》刊物,他发表的高论是:书法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此论的学术深度,尚未成为当代书法理论家们的学术方向。

另一位是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先生,他提出了对书法界的批评:书法的守成意识比绘画强一些。他分析了许多画家出身的书法家的成功经验后说:“画家书法的创造意识,更优于书家,画家更强调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并且在人格上有更强的独立性”。这些十年前说的话,至今听来,仍震聋发馈。冷静下来想一想,美术家协会也有不少人在争位子打架,但是,真正有成就的画家,没有几人把这些位子放在心上,爱谁谁!同样,那些在美协并没有当主席,如吴冠中、邵大箴等的学术言论,在美术界却可以惊天动地。收藏家们决不会像照着中国书协理事名单定价格去确定画家们的润格的。中国美协驻会副主席的画,确实比他在大学教书时高得很多,但是,要赶上吴冠中的润格,几乎是不可能的。美术事业起步早,成熟早,书法事业起步晚,美术理论家们早已看到的问题,书法理论家们尚未成为学术自觉。

这次座谈会议没有请到朱乃正先生,很遗憾。朱先生当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他是我国当代的油画大师之一,又是了得的书法家。可以说,他的书法在八十年代初是影响了王镛等一批中央美院学生的。他的中国画也很棒。善饮酒,性豪放,被称为中央美院的李白。朱先生当过二届中青展的评委,可惜在中国书协却没有位置。不少人都与我有共识,如果朱乃正先生出任中国书协主席,或至少是北京市书书协主席,中国书法的发展,不仅更有创新精神,而且将书法教育真正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等更快变成现实。在这里,我决非有意贬低书法界人士的水平与成就,我是感觉到,当我们把书法的学术视野放得更广阔,而不是囿于中国书协会员才是书法家的狭隘和粗浅认识,不仅有利于当代书法的发展基础,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对待中国书协的组织建设。每一个中国书协会员应该具备这种觉悟:书法艺术并非仅仅在我们手上,甚至未必在我们手上。当代书法艺术的代表人物,并非就一定是中国书协的主席们、理事们。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张照片右侧的那位是邓福星先生,他是王朝闻先生的博士弟子,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在他“落马”前,与陈绶祥先生一样,也是书法家,在他们主编《美术观察》中,也不时纳入书法的“观察”。邓先生也发起领导过“世界华人书画展”,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中国艺术研究院至今尚无书法研究所,但邓、陈二先生主持的美术研究所是把书法艺术纳入了他们工作范围的。

在这里,我在想,从表面看,书法是与美术界关系很近的,因为书法教育都最先滋生在美术学院的国画系里。但是,中国当代书法家们对美术界的了解,是青年强于中年,中年强于老年。中国书法家们如果被美术研究所请去发表关于中国当代美术的学术见解,有几个人可以和这些美术史论家们谈书法所达到的深度与高度?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他当然是一个与美术学的对话者。但是,这样的对话者在书协领导层里是很稀少的。所以,上述美术史论家们的精彩学术见解在《中国书法》上发表后,书法理论家们几乎没有什么人接着这些话题谈下去,成为真正的“对话者”。

这张照片上的程大利先生是九十年代后期才从江苏调到北京任人民美术出版总社的总编辑,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也是一个书画两栖的专家,他的事以后再慢慢聊。

2003年7月2日于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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