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或称中国现代书法思想史，自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之后，其开山之作并非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来中国书法》，或者祝嘉的《书学史》，或者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当然也不是沈尹默的《书法论丛》或别的什么，而是韩玉涛先生1980年发表在《美学》第一期的《书意论》一文，然后是传入大陆的熊秉明先生的《中国书法理论体系》。韩、熊二先生开启了中国书法学人的心志，揭开了中国现代书法理论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一页，这二位先生均是艺术哲学家，也可以称为书法美学家。他们二人之后，有另外一位哲学家叶秀山先生的《中国书法引论》问世，而殿其后。此照片正中者，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研究员韩玉涛先生，他右边一位是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包立民先生。这是九十年代初，大约也就是1993年左右，韩玉涛先生搬了新居，我与包先生相约去探望他时，在其家中的合影。

大约将近四十年前，也就是“文革”武斗我蛰伏在家读书临池之际，我的师弟，也是邻居孟宗圣先生从一处抄家物资堆中，给我弄回三本民国时出版物，一本影印的善本《大字麻姑坛》，一本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还有一本影印的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孙过庭《书谱》。《大字麻姑坛》正好成了我的日课教材 。我带着《广艺舟双楫》和《书谱》去了锦江对岸李灏先生那里。李灏先生猛然从我手中夺过这两本书，眼中放光，连声大叫：“好书！好书！”还说：“正成，你就把书翻开，我背给你听，看有没有错！”于是，李先生先背了《书谱〉〉中“观夫悬针垂露”一段，又背了《广艺舟双楫-碑品》中“爨龙颜如轩辕古圣”一段，果然字字不差。一时，我更以其为神。要知道，自解放以后十七年，李先生无书在手，沦为炉前工，竟能将这两本奇书背诵如流。当然，中国士子有背功的多着哩，《四书》，《五经》谁不能背它个大概，楚辞汉赋李先生也能背，他能下蒙目象棋而战半城高手。但是，能背诵这书论，则无真书家不成。从此，我亦步亦趋，将这两本奇书中我喜欢的段落也背诵如流了。当时，总觉得《书谱》的骈体文华丽，打开了书法与自然的种种意象链接之所。从那时开始，我即轻视“八法”，而注重“意想”，作书力追烂熳恣肆之境。一时之间，渺视《兰亭》、《圣教》，而独重张芝《冠军》，颇有登泰山而小鲁之慨。说实话，对孙过庭《书谱》，我是轻其书而重其文的。因之，我决不临其书，而仅诵其文。不久之后，我鬼使神差又从工厂图案室一位设计师金先生那里借得一本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好长一段时间，陶醉孙氏其文中，闻《韶》而不知肉味。常言到，十年寒窗之功，可以入相出将。然而，十年寒窗未必能读懂一本书。是十三年后，韩玉涛先生《书意论》一文惊世而出，顿时风靡书界，我自觉韩先生从中拈出的两句话，才道明了书法真谛：

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书法并非书写之法，其中大有“风骚之意”！两句画龙点睛之笔，为绚丽斑斓的书法形式赋予了生命的意义、文化的意义。本人并不承认愚钝，但读《书谱》十三年而不得要领，而韩先生能信手拈来两句，除了其过人的才华之外，就因为他有一双职业哲学--美学家的慧眼。熊秉明先生主张用西方的手术刀解剖中国文化艺术的肌体，而韩玉涛先生主张用六经辨症的方法吃中药。治非典，海峽两岸不也一度叫要用中医吗？我认为，要解秘《书谱》这样的古代美学文献，说不定还真得用中医之法哩。拈出两句话来提纲絜领，看是沿袭，实是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见解与结论沛然而生。当然，说他是哲学--美术家，当年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曾经是有争议的，不然，他的副高职称为何一挂就是十几年不动？

中国本来有哲人，而无哲学。你说孔子的《论语》是哲学吗？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有一些象哲学，但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托尔斯泰晚年说，他受《老子》影响巨大，但他能承认老子是黑格尔、费尔巴哈一类的哲学家。西方不承认中国有哲学，长期是一种主流观念。为了“现代化”，冯有兰一代学人赶快建立起中国“哲学”这门功课来，与世界接轨。社科院哲学所就是这种泊来之学。经过近百年来的努力，中国原来的儒学、理学、心学等种种学问之径均遭淘汰，而独尊“哲学”。以致韩玉涛这个并不懂英文德文的老夫子，被李泽厚先生请进哲学所时，众皆哗然。李泽厚先生也是“哲学家”，但他似乎有意无意留了一条后路，对韩玉涛这样化石模样的“学究”而非“学者”者，在狐疑之中，也存有一线希望。韩玉涛先生颇把鄙人视为“知音”，因为我从感性而非理性地喜欢他的《书意论》，因为我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也就旡法诉诸哲学的理性去欣赏他。记得，那是1985年一个没有月亮的深秋，梁扬先生陪同我在鼓楼附近一条黑咕隆咚的胡同里寻找到韩玉涛先生时，他与其夫人和刚刚出生几个月正在呱呱啼哭的婴儿，就挤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破平房里。我们家虽只有八平米的八方斋，总还是有暖气的楼房，而这间住房冰凉萧疏，真正的寒舍。环睹四壁，他们唯一的傢俱似乎便是那张木板搭起来的床。韩先生形容枯槁，蓬头垢面，彷佛是我的历史小说中在南京扫叶楼下风烛残年的龚半千。但自那时起，我们便一见如故，成了知交。他后来搬了新居，我们全家还专门去朝贺过，我们两家人也有了友谊。韩先生身体是出奇的糟糕，而家里又穷，太太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哪里有钱给他用那种真正能治好病和补养好身体的药。他有时来我家要《中国书法全集》，我太太都要以“稿费”和“预支稿费”的名义用信袋装一些钱给他，嘱咐他回去一定要交给太太，这是买营养品的，千万千万不要买书。他当时满口答应，谁知，没有一次把钱交给太太，立马到琉璃厂里买书去了。韩先生嗜书，当世罕有匹敌者，当然，要排除掉那些动辄万金买豪华书来装点门面的老板们。韩先生爱我，他的第一本论文集《书法美学》（后来我在台湾书店里偶然看见这本著作时已更名为《中国书学》），一定要我为之作序。要我为哲学家的著作作序，实在有些出难题，于是，我用一支感性之笔，写了一篇散文似的文集序言相赠。结果，韩先生以及他的太太都很喜欢，因为写了我们的相交之谊。结果出版社出书时，把那些感性之笔皆划去，这序文便令我颇觉索然无味。你想，我这序言，除了一些情意之事外，我那些谈“哲学”处又有什么可读价值。于是，我在出自己的《书法文集》时，又把它删去之文恢复而入集中。

韩玉涛先生入研究所已二十多年，快到退休时，还没有评上正高，房子也就没法调到三居室。于是，韩先生又奔走于出书，没有书就没职称，而不管你这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为了出这书，我和朱关田先生还到处给他忙赞助，中间也发生过令韩先生生气之事。书终于出来了，评上了正高，分了房子。但是，社科院哲学所肯定不了解韩先生在中国书法理论界和书法界的影响，不知道他的一篇《书意论》开启了一代理论之门，有哲学的社会效益。1994年初，由《中国书法》杂志社借《红旗》杂志社礼堂，召开了一个“书法与美学--在京部分美学家书法座谈会”时，韩玉涛先生与会，他一改往常滔滔不绝的习惯，躲在大会议厅的一个角落里，默然无语，他似乎与在座的美学家们格格不入。我与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韩先生所在美学研究室主任、中华美学学会秘书长聂振斌先生共同主持座谈会，我首先点了韩先生发言。他无奈，抛出一段不明不白的话后，便嘎然而止，让举座茫然。云：

今之狂非古之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大。孔子这句话，今天还能用。书法界有不少不好的风气，有不少字，我看了后不知他怎么下笔的，觉得别扭，看了不愉快！

我想，徐渭当年的狂狷，可能和韩玉涛近似，有时狂得你不知道他究竟狂在何处---不然为什么他要莫明其妙地用锥针刺自已的耳朵？然而，我喜欢韩先生的文章，准确一点说，喜欢他文章中使我惊醒、使我了悟、以至使我激动的只言片语。他喜欢王铎的魔鬼美学《文丹》中那些突兀警异之词。我认为，能理解王铎这样天才的书家，只有是韩玉涛这样能读懂《文丹》、为《文丹》而颠狂的天才理论家。

那次，美学家会议，来了不少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如叶秀山、杜书瀛、葛路、王善中，蒋培坤、李苑、马奇、张文杰诸教授，对当代书法发表了许多高屋建瓴的指导意见，令我启发多多，敬佩不已，并进而在书界产生积极影响。但是，那个不知所之的韩玉涛先生，却令我觉得更有值得咀嚼的东西在。我当然没有读懂过他的全部著述，但我还是怕当代学人有可能漠然而遗漏他的那些闪光的言语与思想。韩先生多年疾病缠身，我很担心他的一些闪光的语言与思想，不经意间，与他那副风烛残年般的枯槁之形在意外之中一齐消失。

包立民先生是一个邓逸梅式的当代文坛掌故史家，他的《百美图》确实乃一奇观，由传主本人自画像，由别人题跋，“百美”所纳皆当世高人，轰动一时文坛。包先生也视韩先生为奇人，故纳之入《百美图》，故一同往古城访韩。韩先生一家很少有客人去访问，我们的访问被他们视为节日，竭尽所能招待了我们一顿“盛宴”。人们常说，学术乃一门寂寞之道，但真正是青灯黄卷般毫无功利而清贫自守于学问者，舍韩玉涛天下尚有几人也？多年来，朱关田先生和我都想由学术委员会牵头，为穷学者搞个基金会，至少让他们的著述不致遗落人间。但世事难呵，说钱的事情有时候又不是仅仅在钱字上。

2003年6月28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