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君子不党。当然，这个“君子”是指儒家人物。汉以后，独尊儒术，君子们的信仰均统一于孔子的儒教，那么，当然不需要“党”。有党，便有了利益相关的帮派。进入现代社会，不可能独尊儒术了，便有了信仰的分野。于是，君子不再以“党”为耻了。

鄙人自小好读书，不求甚解，染了陶处士的毛病。儒家经典读了不少，康有为、孙中山的文章也读过，读得最多的是马列。我在工厂宣传部工作十多年，从艾思奇的马列启蒙教材，到斯大林时代编的联共党史，更钻研过原著，《共产党宣言》几乎可以背诵。但说句老实话，马克思的《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是没有看完的。因为前者是我19岁时在上海图书馆坐堂阅读的，后者因为先知道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个基本精神，于是就不愿意再细细地看列着好多数学公式的原著了。但是，什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读你就没法工作。马列的书虽然读了不少，但我至今怀疑，不懂德文，能真正读懂马克思吗？于是，我知道有些误读，竟然把孔子的“小康大同”思想，与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思想混为一谈，最后，我竟然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也有，“大同”不就是“共产主义”吗？因之，我不到二十五岁，就写了一张入党申请书交到车间支部书记手中。因为，我信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后来又把我的入党申请书转到厂宣传部，党支部还煞有介事的给我安排了一个“介绍人”。但是，一直到1978年右派改正文件下达后，有一天支部书记给我作了一个谈话，说，你现在可以入党了，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不是障碍了。天呐，十多年之间，我不知道写过多少申请书、努了多少力，原来压根就不可以入党。浪费多少感情呀！其实，我父亲解放前就一厨师，参加过三青团、袍哥，成分还是工人。那时，阶级队伍多纯洁啊！好容易有戏的时候，四川作协要调我，厂里不放，说你要走，就不会发展你入党了。我想，入党是我的信仰，与调工作有什么关系。殊不知，我从四川作协调到中国书协时，也碰到同样的话。支部书记说，组织上都考验你这么久了，你要往北京调，我们就不会考虑你了。于是，我没有带着党票，仅仅带着“信仰”来了北京。

话又扯回来了，1985年初，二次书代会开了之后，陆石同志把我叫到他的文联秘书长办公室去作过一次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调到北京来。我当时说，我是“四无”人员，行吗？即无户口、无党票、无文凭、无家庭背景。陆老说，无户口我们可以争取，至于入党吗，你来北京可以入呵。于是，我这个“四无”人员才来了北京。可见，我对入党这个“信仰”还是背了沉重的包袱的。小时候看电影，看到革命先烈临刑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死了之后，党组织批准了他的遗愿，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句实话，当我在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确实跟电影里的烈士那样，曾经作过关于生命的思考，能不能“把一切交给党”，以至于生命。我交那份申请书的时候起码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或一闪念，我是把生命和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读过《党章》，《党章》上入党条件就一条，信仰共产主义。可是，我却一再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党组织长期考验我的时候，我都在想，大概党组织正在考验，你真能为党献生命吗？所以，别人没有批准我，我还总是庆幸，因为我总是在动摇呵，私心杂念多着哩。曾参不也有过“吾日三省吾身”之说吗，谁都需要思想改造。不过，没关系，革命烈士不是死后才追任的吗？因之，1985年我到了中国书协后，不出两月，我就慎重其事的将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刘艺先生手上。那时，书协和杂协是一个支部，刘艺先生是支委。刘先生当即说，我给你转到党支部去。不久，权希军同志调到书协，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开始有人真关心我的入党问题了。当时，还给我在编辑部里正式安排了一个帮助我进步的党员作介绍人。偏偏很怪，这时，九三学社有人来介绍我入社，是中国作协的两位社员，还把我叫去见过市主委。直到去年，我从九三学社中央一位副主席那里才知道，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四川大学校长柯召先生推荐过我，柯老我其实不认识他，他是九三的领导人，似乎还打算过重用我。但我这个人太实在，去找这个入党介绍人请示，问他入了九三学社以后还能不能入共产党。他说，我给你问问吧，便再也不给我回答。于是，九三学社的申请我一直不敢写，怕别人骂我对共产党有二心。后来，十多年后，我入了九三学社，参加过几次中央组学习会，才发现两个“友党”其实就思想观念完全一致的。但当时，我怕共产党以为我思想水平低。大约过了一、两年，党支部书记找我聊天，不是正式谈话，说我们支部召开会议研究你的入党问题，你怎么会说要入九三，不入共产党了？我一下急了，就把前面的情况一谈，这个书记倒颇为同情我，但是，也无可奈何了。就这个书记，我还给他交过两份入党申请书哩。第一份文字太长，他说大家读不懂。我说，我那上面写的都是马列原著中关于无产者为什么要组织起来成为共产党的理论呵！无奈，我又写了一封只有两三页的通俗的申请书。这两分申请书也白费了，入九三也耽搁了，直到2001年才成了一个老年新社员。和别的社员一起开会，人家中科院院士才三四十岁哩。

由于我长期不能进步入党，我主持《中国书法》杂志工作也是忐忑不安的。刊物杂志都是“党的喉舌”，你不是党员，你不犯错误吗？中国书协逢有运动，就有人高呼“《中国书法》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闹得我心烦。虽然我早知道“党的领导首先是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个道理，在共产党宣传部干过十多年还不知道这点事。但总觉得好象干了亏心事一般。1992年初一天，分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谢云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是邵宇同志委托他的，叫我争取加入共产党。我说我已经写过三次入党申请书了，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代表组织正式给我谈过话。谢云说，再写一次吧。随后还给我交了底，谈谢冰岩先生想把主编职务交出来，可是，你又不是是党员，就让谢老再兼着，你这边争取早点入党，入了党就可以接班作主编了。于是，我又怀着把生命与信仰掺和在一起的心情，写了第四份入党申请书，亲手交给了支部组织委员张志学同志，张志学同志告诉我他转给了支部书记张源同志。就这个交待以后，党组织就再没有给我提这件事了。我在想，自我来书协已快十年，我什么时候看见党员们过组织生活，交党费啊！九十年代末，有了党支部活动时，我就听过谢云同志抱怨过，曾拿他作了一次“缺席审判”。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作一个交代，别让人家引起误会，我谈的这件事仅止于中国书协这个党支部。上级党组织倒是很关心我。从中宣部副部长、干部局局长，都给我谈过话，当他们了解了情况后，都摇头叹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怎么这么难呵！谈起我的入党问题，我还尚有一些负罪感。因为有小道消息说，中国书协党支部某些人为了要把我拦在党外，近二十年了，楞没有发展一个党员。难怪，我当了副秘书长后，我所主管的研究部、展览部、编辑部的负责人都不是党员，我曾经非常慎重的给他们谈过话。我说，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写了申请书，在争取。而你们也应该努力争取入党，要求上进。谁知，这话传出去了，据说，在书协一次支部活动中，我的话成了罪行，说刘正成想“篡党”，让业务干部入党掌权。天那，要不是一个参加过这次活动的党员亲口告诉我，打死我也不会相信这种谬论出自于我们国家最高文化艺术机关的党组织和党员之口。

1993年底，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谢冰岩先生坚持要退下，中国文联党组作了非常慎重的考虑，据说还向中宣部备了案，中宣部也查了一下文件，也没有哪个文件说不是党员不能作主编的明确规定，才正式任命我接任《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上级党组织英明而果断，公然让一个非党员当了主编，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内，仍有人在为党的“纯洁性”而战斗。不久前，即我下台以后，中国书协分党组书记在向《中国书法》杂志社全体工作人员介绍从上海“聘”来的负责人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XXX同志是个党员同志，也是......，大家要服从党的领导”云云。似乎以前《中国书法》杂志已经丧失党的领导十八年了，现在才“光复”一般。

我在这里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意识，我还是要申明，我所谈的中国书协党组织，仅仅是共产党庞大机体的一个小小的细胞，根本就不能代表共产党这个现代政党的本质及全体。不过，如果党的组织还有一些学者有兴趣，不妨站在一个学术的立场，对这个“细胞”作一些解剖分析与研究。研讨一下把“信仰”作为党的建设的第一要义是不是早已过时，毛主席讲的“新陈代谢”还要不要。否则，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当他们猛然发觉某种“信仰”已经被“功利”所完全代替之后，他们怎么来看待自己的选择。我知道，这种言论放在“文革”前，早打成右派了。因此我根据那时的经验为自己准备好了罪状：难道我们的党会有这样的党支部吗？

我当上《中国书法》主编时，已经是我来北京快十个年头了，我经受了党十年的“考验”，才从名誉和实际当了一个传统学术刊物的主编！难啊！这时，我们一家仍住沙滩那个八方斋里。这张照片我似乎显得很安然。要知道，我们这代人口袋里装了不少精神鸦片，比如说：“身在斗室，心怀世界”云云，大约我正在吮吸吧！要不然，没有这些精神鸦片，会有一个人光争取入党就争取了三四十年还望尘莫及的神话？！

2003年6月27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