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书法导报》最近发出的《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征稿启事》后，心情十分沉重。难道中国书协要领导当代书法全面复辟，要把学术工作也倒退回二十年以前？“兰亭奖”已经搞砸了，全国展的宗旨成了吸收新会员入会的新人展，六届书学讨论会全然不顾学科建设的稳定性，硬要把“书法创作研究”这个书法学的四级学科来代替作为二级学科的“书学”！国家技术监督局的分类规定，是根据各种艺术学科共性而确定的，这在九十年代的书学界也早就达成了共识。艺术学是一级学科；书法学是二级学科；书法史学、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书法教育等，是从属于书法学的三级学科；而书法创作理论，是从属于书法理论下的四级学科，在书法理论下还包括书法美学这个四级学科。四、五年一届的全国书学讨论会，为什么本末倒置，不按照学科分类和平衡发展的规律办事。中国书协在1994年召开过“当代书法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这是由创作评审委员会操作的学术会议。现在分出来一个创作委员会，又去干什么呢？如果真要开专题性的创作理论研讨会，就应该交给创作委员会去办，怎么能由学术委员会去操作创作委员会的事呢？坦率的说，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的两主任就是安排不当。这两主任都是我多年相识的老朋友，鉴于我对他们的了解，我认为张海先生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是很合适的。张先生不是不会写文章，他在刚刚提到的1994年全国创作评审理论研讨会上发表的那篇《关于代表作的思考》的论文就非常精彩，立意既新，文笔犀利。这是他多年的创作研究与组织工作的经验之谈。至于书学的广泛涉猎与学术工作专精上，并非他的强项。张传凯先生自己也未必愿意担任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工作一把手，或者至少应该给他搭配一个有经验的理论工作者操作。我觉得，这种学科指导工作的混淆与失衡，两位主任是要承担责任的。这种书法学术研究工作的回头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能不让我这个过来人感到痛心。

看到这张四届书学研讨会时，全体与会人员在重庆会议厅外的这张合影，就象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我就不由十分感叹，开一次这种规模的综合性学术会议真不容易。王铎、赵孟頫这种专题研讨会出钱单位有自己的功利目标，书协只不过是借鸡下蛋而已。综合性学术会议很难找到赞助单位。而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还难在我们给它规定的一个高标准，即：开会时要有论文集，论文要评奖。这两件事情都是中国书协以前没有做过的事。中国书协以前开过三届书学讨论会均没有出过论文集，只在会议上互相交换过各自打印的论文稿，没有钱，更别谈评奖发奖金了。筹备之初，我便找到老朋友、现任重庆市书协主席的周永健，他是出版专家，他所在的重庆出版社是个关系户，又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出版社。周永健先生说，这种活动不能由出版社出面，便找到重庆书协常务副主席、老作家殷白。殷白先生一口应承，与市委组织部长梁子平同志一起向市领导汇报，市书协主席周春山同志也大力赞成。加上周永健先生与重庆书协的一帮中青年书家关系很好，承上接下，团结了老、中、青，奠定了在重庆开会的良好的舆论与物质基础。为了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记得我还把老朋友、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先生搬到重庆去，找到重庆市委宣传部滕久明部长催办。当时，重庆归属四川，这也起了相当作用。为了与中国书协协调工作周密无误，殷白与周永健二先生还专程来了一趟北京。于是，征稿通知发出后，得到热烈反响。中国书协研究部负责论文工作，收到了680多篇来稿，创了记录。然后由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在京组织进行了论文评选，选出一等奖、二等奖各5篇，三等奖27篇，加上特邀的的学术委员和资深学者论文13篇，总计50篇论文，由张荣庆和丁政二位负责进一步编辑审定润饰，然后交重庆出版社出书。周永健先生在重庆不仅要作好各方面协调工作，他是组委会副秘书长，还要负责论文的出版编辑工作。他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在1993年10月开会前把书赶出来了。翻开这本精装的论文集，从目录编排就可以对学科配置一目了然。由于这次赴会人数多，差旅住宿吃饭开支巨大，还要负担船票三峡旅游，预算远远超支，经济负担实在太重。临开会前，奖金还没有着落。这时是沈鹏代主席救了火，他个人拿出3万元来赞助奖金，后来李铎副主席也主动捐出一万元，使与会代表大受鼓舞和感动。这样发奖金的问题才算解决。

然而，最困难的是会议操作。搞展览只要开幕式一完，再开个随意性很强的座谈会，基本就大功告成。而大型学术会议要开好几天。特别是这次会议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热点和学术会议的规范化，对会议程序作了“与国际接轨”的尝试。当时，我本人尚未出国参加过专业性学术会，国际上的事，也是听别人讲的 。我们自行设计了由主持人、评论人、论文发表人，和与会学者驳论、答辩的一套论文发表程序。谁知，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评论人首先要阅读论文，待论文宣读完后，给予中肯评论，而论文发表者要经受答辩的考验。激烈的答辩，使四届书学讨论会迈向了学术规范化的重要一步。人们常说，一个学者的形象，不是由他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所树立起来的，而是在学术会议的答辩中树立起来的。学术讨论会是学术论文第一发表形式。学术规范化要求论文发表者必须立论明确、论据详实、论述清晰，并对所涉猎的相关学问、典籍、知识有较为透彻地把握，这样，你的论文才经得起别人的辩驳与推敲。这就不是那些剪刀加浆糊的“理论家”所能比拟的了。那次论文发表时，记得林京海、王强、王冬龄等几位先生的论文是经过非常激烈的辩论，闹得有些面红耳赤才论辩完毕的。当时会议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一种学术民主的空气在一个大型会议上操作确实不容易。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孟伟哉参加了会议，中国书协代主席沈鹏坐镇会议，中国书协顾问周而复、陆石、柳倩全程与会。中国书协秘书长谢云是会议组委会主任。坐在前排的还有重庆文联、书协的领导人物和老书家魏宇平，许伯建等。加之重庆的川菜很不错，真是举办了一场书法学者的盛宴。

会议期间，在重庆博物馆老馆长徐文彬先生的努力下，还专门为大家筹备了一个古代书法观摩展。一些《中国书法全集》分卷主编参加了在解放碑新华书店盛况空前的签名售书，不过，那卖出的几百本书至今没有收回书款。那场会议，最忙最累的还是要数周永健先生 。周先生是一个非常积极作贡献的人，而且是四川书法界最早与全国书界联络信息的人。他曾在苏州纺织学院读书，与江浙书法界熟稔，第一届中青展他是活动骨干。张鑫、邱振中均是他给我引荐的。他在1985年就编了一本《中国中青年书法家22人作品集》，影响甚广。八十年代初，我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周永健了解全国书法界动向的。他有很好的鉴赏眼力，见解敏锐独特。自那次书学讨论会后，他以其卓越的组织工作才能，最终成了重庆书法界的领军人物。鉴于我的现状，如周永健这般老朋友年来已很少联络了，我怕给他们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回忆这些走过的路，我又不能不记忆起他们的功劳。说到这里我还是有些担心，中国书协现在搞株连可不得了。最近，书协从上海“聘”来一位《中国书法》杂志负责人，板凳还没坐热，就开始搞株连。第一天裁掉了我的司机，第二天裁掉了办公室主任，而从北京另调一人来顶替，第三天准备再裁社长助理和出版部主任，我急了，去找他论理。他说，这是分党组的安排，我只是执行。这是哪个党的“分党组”？还是共产党吗？这个分党组的负责人读过《共产党宣言》吗？《中国书法》並未亏损，这些老同志对杂志社都有贡献，尚在非典特殊时期，你把这些无产者的饭碗砸了，还要不要北京的政治稳定？封建王朝有株连九族的制度，也仅止于家族。现在连单位同事都扩大进去了，真是今胜于昔慨而慷，一代更此一代强哩！

会议一结束，我们得到了难得的船票，开始了又一次川江之行。周而复、陆石、柳倩诸老与我们同行。许多担任篆刻委员会委员的与会代表也一同启程，因为我们要去武汉召开中国书协第二届篆刻委员会会议。船过巫峡，徐本一先生等湖北书协领导就成东道主了。那一次，我们船过葛洲坝，继续前行，游岳阳楼、洞庭湖，直到武汉汉口码头才下船。这时，篆刻委员会主任李铎副主席、篆刻委员会副主任王镛先生、秘书长崔志强先生等已经在武汉等着我们了。

2003年6月25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