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协干部张陆一同志几赴平谷，终于在北京市找到一家赞助单位，办了第五届中青展。

这里我略了第四届不论。一来，我和张鑫先生当时均被排除在外，未能躬逢；二来，展览有些走样，已未按启功先生“青年人的事青年人办”的决策办事，评委主任由已属六十岁的刘艺先生出任，评委有已过古稀的魏启后老先生，以及中青展退休评委返聘的，如马世晓、孙伯翔等。何况，三届中青展1990年刚办过，1991年又办第四届。这大概是某个长官意志所成。

五届中青展于1993年夏在北京平谷县评选，当年10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开幕式给10位获奖作者发奖时的照片。李德生、方毅、邓力群这些国家领导人、老前辈多高兴，这些领奖的年轻人多激动！你看，广西来的张羽翔有些腼腆，福建李木教是捷足先登，几乎伸手去抢那份获奖证书哩。当年，真有些一跃龙门身价十倍的劲头。

但是，至今给人的记忆最深的，还是“广西现象”——10名获奖作者广西就占了4名！而且这4名作者的作品新的出奇。这不仅引起了评审会的轩然大泼，而且招致舆论界的热点关注。

这届中青展的评委会因沈鹏代主席年龄到点退休，由副主席刘炳森出任主任。但具体工作仍由张鑫和我操作。鉴于三届中青展各地区入选数不平衡，西部省市入选较少。于是考虑了评委的区域弥补。于是，新增了云南郭伟、甘肃肖第、福建吴乃光、山西王朝瑞、北京薛夫彬、黑龙江魏天雪等。但是，偏偏奇怪的很，没有一个评委的福建省，不仅入选数大幅提高，而且如此出尽风头。广西的这几件获奖作品在进入最后一轮评选时，并没有从整体上引起大家注意，评选计票一结束，按得得票多寡将10件作品挂出来时，最高票数前三件均是广西小将的作品。第一名蔡梦霞，当时年龄仅二十岁。于是，众皆哗然。我请张鑫先生再校对一次计票，没错。谁也没有想到一个省就占了四成。而书法大省江苏阙如，四川阙如。这里有作弊的吗？所有评委当即断然否定：广西没有一个评委，没有人会为广西无名作者拉票。相反，江苏4名评委，四川两名评委，存在拉票的可能性，但没有发现有他们拉票的现象。大家在哗然之后，自我解嘲：评委们“好色”，因为四件广西作品用纸均是仿古作旧的古铜色调。《中国书法》1993年第6朝破天荒将一个翩翩少年蔡梦霞的作品发表封底，让读者也可以看看纸色与其构成效果。

可以断言，不管评委中是否有人后悔，但所有投票均是从艺术感性出发，而抛开了艺术史批评理念的。到底艺术感性可靠，还是艺术理性可靠。坦白地说，我认为艺术感性是第一位的。何况，评选作品是以创作家为主组成评委会的。当时，没有任何程序上的理由来否定这个评选结果。也曾经有人以地区性为由，希望将广西四件作品调整下来一些，但这也讲不通，不能把得票多的调下去，更何况，调哪一件作品上来呢？我当时为了平息大家的怨悔，让大家对评选结果保持信心，说，中青展鼓励探索和实验，就将这个“实验”让历史去评论吧。大家在那里头痛不已，议论纷纷，几乎捶胸顿足，其花费的时间超过评选过程数倍。开饭的时间已过了，大家终于平定下来，又仔细将广西作品一件一件地细细看了看，觉得自己的票也并没有打错呵。显然，是如此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冲击力，在好多轮筛选中都留住了评委们眷恋的眼神！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被评委们偶然地，也是敏锐地给捕捉到了。这就是时代的审美特征，这就是“流行书风”，一个由展厅展出对视觉形式的新要求，和新标准所造就的形式倾向。

十年之后的今天，当我重新翻开登载在1993年第6期上的10件获奖作品和二十多件优秀作品细细琢磨时，我更为理性地认为，这次评委没有错，广西小将的四件作品应该得奖。第一，他们的作品非常积极地吸收最新考古资料，即汉晋残纸的审美风格。这中间不仅是纸色的选择，也包括字形风格和用笔风格的选择，深得其非名家书写中的“无意于佳”的真率意趣。这是比唐宋传统更为时久远的一种传统。第二，是其对传统近于完美的创造性形式表达。即是说，它们不是“临帖”，不是那种把《张迁碑》、《多宝塔》照猫画虎的搬到作品里去，在汉晋残纸中是找不到这种幅式的作品的。那时哪有大高条幅，哪有三条屏外加一个附尾。你可以说这是偏重形式，但是，书法艺术发展过程的本质，就是书写汉字这种形式最终转化为它的内容啊！后来，陈振濂先生破格吸取了蔡梦霞、张羽翔进中国美术学院深造，大约就是立足于其“学院派”书法对形式问题的强调。

广西小将（请原谅这个“文革”式的用语，因为当时大家这样称呼）以最纯真的创造激情，以天才般的艺术眼光，毫旡一丝世俗功利的纠缠，所作的这种艺术选择，期待着我们用艺术理性去发现它、肯定它。我觉得，我个人是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不仅是其青春与激情对我的感染，更包括一种对传统的新的接受和创造形式。这一点，显然是那些一天忙着走穴、复制、卖钱的名家永远也不会梦想得到的真正的艺术创造境界。

刘艺副主席作为中国书协二届评审委员会主任应邀赴平谷参加了五届中青展的评委座谈会，并在会议上作了一次精彩的总结发言，刊登在《中国书法》1993年第6期上。我认为，他的这段话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他说：

“第三点我谈谈一个观点，就是导向问题。我作为创作评审委员会的一员，对‘导向’这个词我觉得是不太可以轻易使用。谁是‘导向’？我总认为这个术语是从政治含义讲的，像‘自由化’，是有严格内涵的，从政治角度讲的。对导向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艺术上还是百花齐放，他愿意怎么写，不是谁能导的。可以这个结果出去，不存在什么导向问题。他愿意摹仿就摹仿，摹仿好了可以得奖；摹仿不好自然是失败。我觉得还是不太好使用（导向）这个词。也不能说我是创作评审委员会主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导人’。”

在大家对评选结果，特别是评奖结果尚疑虑重重之时，刘艺副主席已一锤定音了，而且具有如此之大的说服力。这对一代青年的创新精神是多么巨大的推动啊。去年，刘艺先生在某次座谈会上，以“反潮流”的精神冲着某位书坛大腕“反丑书”所讲出的“反俗书”的高论，显然不是某种即兴所致，而应该是其一贯的学术思想的表现。

五届中青展的“广西现象”太过火爆，以致将那次获奖的几个新星光芒给遮掩住了。那次有几个了得的好手，如李木教、赵雁君、赵长刚、张世刚几位。以致他们完全被书界所认识，是因他们后劲十足，在第六届、第七届连续获奖之后，才声名大显的。那次的优秀作品中，也有不少好手，如湖南张锡良、北京李晓军、江苏张锡庚与言恭达、江西崔廷瑶、浙江李章庸、河北范硕、安徽王金泉、以及广西陈国斌、上海徐正廉和徐庆华的篆刻，无不名扬当代书坛，至今光彩耀眼。我想，哲学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只有具体地去回顾历史，才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用一些十分抽象的“帽子”套在历史头上，这并非历史本身的悲哀。

2003年6月21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