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春，为了编辑《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二卷，我专程去了一次河南孟津王铎故居。孟津已迁了新县城，我去老县城找到了太保府。王铎故，赐太子太保，故所居称太保府。这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府”了，有一间高大破旧的瓦房而已。我去时，看见“府”外大街边有一老汉摆了个烟摊在那里。陪同告诉我，这就是王铎的十一世孙王维澄。我连忙招呼他，他眼神一亮，迟缓地站起来---原来，他的一支腿已坏了。他蹒跚地把我带进那座“太保府”，看了看他一贫如洗的庄稼人内室。屋里没法坐，他让我坐在院子里，随即拿出一些破破烂烂的拓本，他说：“没什么东西了，但这几张文革前拓的。”我一看便知是王铎的《拟山园帖》，只不过拓的太差。王维澄告诉我，先祖在这里留下了《拟山园帖》刻石，就料到他曾作汉奸，会没有好下场，儿孙们会遭连累。有了这些刻石，就可以靠拓本维生了。那一套60块《拟山园帖》原石就在“太保府”旁边的一座小学里，我去看过了，文革时给好几个石头字口上砸了许多小窟窿，可能本地人也知道的价值罢，才没有给完全砸碎。据说后来给裱糊了好多纸上去，变成墙壁了，才保存下来。王铎的后人们，确实靠卖这些拓片维持一时生计。八十年代，村上三岛先生就来过这里，买走过《拟山园帖》拓本，还在这里留下一块他写的匾额。王维澄以为我又是来淘金的吧，拿出些拓本来。我出于礼貌，也看到他确实贫穷如洗，因我爱王铎应及于其后吧，也买了几张，因为我有上好拓本在家。他反应也很快，当他弄清我的考察原意后，知道我从北京来，便要我代他写一张状纸到北京。他说，政府要让他搬走，然后在这里办纪念馆。他说他不搬，除非让他在新建的王铎纪念馆里工作，他要守住祖宗的基业。我想，把这个十一世孙留在王铎的纪念馆，既可以当导游解说，也是活文物呀，政府何乐而不为呢？我欣然命笔，为他写了一张状纸，我没有交到北京，只交到了孟津县县长手上。《中国书法全集-王铎》我撰写的《王铎书法评传》中用了一张我与王维澄的照片，就是正在为他写“状纸”时拍的。

我去“太保府”旁查看了存在一间空教室里的《拟山园帖》刻石，一数六十块，全。见有一人正在摩拓，说是县里派来的。村上三岛的匾正挂在屋子中央。有了这一块匾后，教室才腾出来空着，可以参观。“太保府”后面不远处是一片鹅卵石滩地。这里是原来的黄河河滩，后河道北移了。崇祯十四年李自成陷洛阳，王铎回不了家，就住在黄河北岸的怀州张抱一家，作了行、草两个长卷赠他。我到这里，才深切了解到王铎为什么在怀州停留而有时间写出这两件杰作来。到实地考察，总算有一些读书之外的收获。这是我七十年代末写历史小说时的经验。更何况这是正二八经的艺术史研究。那次孟津之行，也促成了一次由孟津县政府主办的轰轰烈烈、锣鼓掀天的“王铎书法研讨会”。孟津县是一个贫穷县，全县处在黄河冲积平原地带，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只有农业。要办企业，就要有知名度。孟津县的县委书记，县长抓住我来的机会，商议把王铎作为一项文化资源，在全国闹一闹，扩大一下孟津知名度，为发展工业和商贸。我在想发扬光大王铎书法的事，正好一排即合，确定了这项由中国书协这个学术机构与孟津县政府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我们办的是学术，他们办的一种类似经贸会的大活动。为了扩大影响，越大越好，我把韩国的金膺显先生和日本小野田雪堂先生也拉来了，成了一次“国际性”的活动。这一即兴之作，后来向河南书协主席张海先生一说，他们也自然表示支持，成了一个全国、省、县联合举办的国际活动。

1993年4月初，国际书法联合韩国本部理事长、韩国东方研书会会长金膺显，和国际书法联盟日本本部理事长、日本东京都书道联盟理事长小野田雪堂都分别带着庞大的代表团到了孟津，弄得那个王铎纪念馆新馆会场有三分之一给外国人占了。孟津县老百姓说，孟津还从来没来过这么多外国人哩。当然，我不知道也没有去问过抗日战争时日本人来过这里没有。中国书协是沈鹏代主席和谢云秘书长亲临，再加上来自全国的几十位中国书法界的专家。县政府总指挥，安排我们先住在洛阳市的宾馆（孟津县没有宾馆，吃饭都是县政府干部倾巢出动，做了一个星期大扫除，然后在县政府的食堂做饭招待我们），开幕式当天早上，用一辆警车开道，带着大大小小十几辆车，先在洛阳市区绕了一圈，引起市民围观，然后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赴几十里外的孟津县，在县城绕了一圈（县城也就几条大街），才停到了王铎纪念馆。全县城的人都上了大街，集中在纪念馆前那个广场上。虽然是一个书法家纪念馆，在孟津人心中似乎就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孟津也是一个八十多万人口的大县，当然不缺少人，那简直是人头攒动！秧歌锣鼓队穿得花花绿绿，红旗彩旗迎风招展。开会时，悬在空中的气球在鞭炮和锣鼓声中一齐冲天而飞。那个热闹劲，是王觉斯绝对连幻想也没幻想过的 。当了三百年“贰臣”，如今就因为他字写的好，如此飞黄腾达起来。书法，还真救了他一生懊悔的“名节’之失。

那次会议，论文的质量都是很高的，因为由中国书协出面召集的专题性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大约是首次。韩玉涛、王冬龄、陈方既、黄惇、丛文俊、徐利明都提供了精彩论文，青年理论家梅墨生，郝文逸、莫武、马啸、姜寿田、曹军等都提供了论文参与讨论。韩国金膺显先生的论文是《中国书法的东传与王铎书法研究》。刘艺先生翻译了一篇日本汉学家须羽源一的《王铎面面观》与会。我与高文龙先生是带着《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两卷去的，上百册书在会场边被韩国人、日本人抢购一空。河阳孟津当地的研究专家也发表了几篇富有文史价值的论文。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除了上述多种方面、层次的活动特征外，这次会议还创造性地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王铎藏品请到了洛阳，也包括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一共三十多件王铎传世精品聚于洛阳博物馆展出。因为没有先例，文物的安全保卫可是花了大劲。外地文物由所在单位监护送来，进了洛阳博物馆，便由武警部队持枪日夜守卫。我们从孟津开幕后，第二天又到洛阳博物馆去，在那个戒备森严又光线不足的博物馆内挤挤攘攘拜观了王铎的原作。当时国内尚无拍卖会，大家很少集中看到这么多的王铎精品。

除了这些王铎精品外，也请来了两位国宝人物、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刘九庵，以及他们的弟子、故宮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和王连起。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红学大师兼书画家冯其庸也与会。这样，中国书协第一次与文博界和社科界专家同堂就同一专题展开了研讨。当时，照顾徐、刘二先生也很要紧，两位先生也很少参加我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活动。那天，在那个刻满王铎作品的展览大厅内，二老非常耐心地结合原作给大家传授王铎真伪的鉴定经验，回答大家的提问。来的都是王铎的知己，王铎书法的研究确实需要这种多学科的协作，才能较为全面和丰富。当然，也给我们主要在书法界和书法文献里边打圈子的中国书协专家们提出了新的课题：你的研究成果，能经的起历史、文学、书画鉴定等多方位的检验么？反过来说，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是否也要从更多的角度去做一种审度与思考，特别是以原作作为研究的基础。

那次活动，孟津县也花了不少钱。县委书记、县长和全县干部、全县人民，真是总动员了。最后，到底对他们的知名度，并进而于他们发展经济有多少实际效果，我自已没有作一种追踪调查。不过，后来县里也派人来过北京，不仅送来了那次会议的论文集《王铎论集》外,据说后来还编了一本销售很好的王铎书法集，起码对发展旅游是有好处的。开会时，要作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也真把我自己累得浑身酸痛。为了帮助县里下一步工作，我在会议结束后又赶写了不少作品给县里，我真的为县领导全力以赴开发进取的精神所感动。

2003年6月19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