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摄于199l年冬中国书协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大会选举结束，代表们齐聚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接受中央领导人接见，拍全体照片。这时，大约我们在等电梯的间隙，启功先生在给我讲一件事情，大家听着都乐了。启功先生挥着手势后面那位是上海代表周志高，前面背影者是中直代表林岫。启先生在那次会议上不再当主席，而是当了名誉主席，由邵宇同志接任主席。但是，在我心里却想，当时启先生未满八十岁，如果把他列为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肯定还是启功先生当主席，而另一位比他小几岁的邵宇同志未必比启功先生得票多而当选主席。书法家协会不是政府机构，仅仅是艺术和学术社团，主席的年龄为什么有限制？去年，启功先主90岁了，不也当选为西冷印社社长吗？谁的艺术好，谁的学问高，大家对他服气，那不就是主席人选吗？

当然，那时我也想到自已，刚刚在一年前，我还是潮白河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列的“罪名”无数，还“民愤”极大，而且在开会之前不久，我还作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将被赶出《中国书法》杂志的领导岗位，亦未见“悔改”或“进步”，怎么一下子又得到大家的拥护，被“选举”为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呢？上级组织机构在确定我作为“候选人”时是有充分理由的，比如，己经了解了围绕我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确认我并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並确认我并没有用《中国书法》杂志以权谋私，中青展也没有搞歪门邪道；同时，上级领导也在书协领导班子中间做了协调与团结工作，例如把张虎同志和我叫到一起开了效果良好的民主生活会，等等……但是，我敢保证上述的这一切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95%以上並不知情。常言道：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我在1991年很短的时间内由“坏”变“好”的过程，不仅百分之95%，我敢说99%的代表不知道，开大会时也没有人在大会上讲这些情况，我便糊里糊塗被选上了领导岗位，从某个谷底一下攀升到某个高峯。这就是我们的“民主选举”。从我主观的判断和种种客观的现实来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选拔我当常务理事和副秘书长並没有错：我都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还做了这么多工作，何况副秘书长不就是一个正处级干部嘛，我早就是正处级了！是的，这个“结果”没有错，然而这个“过程”，即“民主选举”似乎有问题。哎！你真是个钻牛角尖的人，既然你自己已经承认了“结果”没错，你又怎么会去怀疑那个“过程”呢？“过程”不是为“结果”服务的吗？不对，如果那天搞错了，把另一个人的名字列为侯选人，常务现事和副秘书长就不会是我罗。

你看，照片上大家高兴呵，连刚刚退出主席职务的启功先生也这么高兴，原来是常务理事，现在仅仅作了理事的周志高先生也这么高兴。当然，也看不出我心里有任何疑问存在。但是，我确实在心里有上述这样的疑问。那次选举时凝重庄严的场面至今印在我的脑海。当时，书协有位外事干部曾被确定为理事人选，就因为有人上中宣部告他，说他“六四”时在文联大楼写“打倒XX”的大标语，为了“稳定”，把他从理事候选人名单剃出了。这位干部很不满，被这种“缺席审判”所激怒，但最后也终于没有敢在大会上“发作”，因为那种选举场面，那种凝重庄严的空气，没有人不为之震摄的。

我们同住北京，也不是能经常见到启功先生。不过，我与他见面时，他最爱提起的话题是关于他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当学政的往事。他多次去过成都，对成都似乎很熟悉。而我见到启功先生时，也爱提起七十年代末我第一次来北京在小乘巷見到他时的情形。1979年初春，我们工厂在河北邯郸参加花布展销会，我作为厂宣传部的新闻干事，也被安排去邯郸。然后，乘便来了一趟北京。那是我平生第二次出川。第一次是1964年秋刚进川棉一厂后被送到上海去培训，l966年秋返回成都。十多年间，我就从来没有被安排过出差走出四川。当然，1966年至1969年那兩三年之间，正当“文革大串联”时代，要出川也是家常饭。那时，如果有兴趣，三五工友邀约起来上火车，不用买票，到了北京有“大串联”招待站吃饭。时候赶得好，还能在天安门广场露宿一晚上看见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哩！那时，我老实得很，不合规矩的事决不做。你们去“闹革命”，我在家看书写字不正好吗！1979年我公派出差，虽然也绕了一点道，终于来到北京，毛主席他老人家是見不到了，但是，我见到了启功！临行前，正在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那里当研究生的陈复澄，他给我写了一张便条，我拿着它在荣宝斋的大堂找到了熊伯齐先生。熊先生虽然不出生在四川，但他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熊克武，所以也祘老乡。我见到熊先生时，他大约正在店堂里刻图章，我将从四川带来的两个橙子送给他--这是四川最好的水果呵！他给我也写了一张便条，我便在西城大乘巷里面的小乘巷找到了启功先生。早上九点钟，启先生刚起，披着大棉袄为我开了院门，然后把我引进他住的三间南房。三间南房其实是一间，西头摆着火炉、蜂窝煤；东头是一张大床，靠窗是一张条桌书案，床和火炉之间有张方桌。启功先生让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然后去把梳洗进行完毕便过来给我说话。我先呈上一包从四川带来的去了壳的干花生米孝敬他老人家，老人家笑咪咪地接过了，也没有嫌我这礼物太寒碜--花生是我们四川人最好的果品了！然后我拿出一大卷字来，一半是临慕启功先生编辑的《雍睦堂法书》，一半是我的“创作”。当时，我是充满信心的，因为在1976年四川省美术办公室选了5人作品去日本参展，我就有一件章草作品与四川名家赵蕴玉、刘蔚、江友樵等一同“出国”了！启功先生並没有非常认真的看我那些字，就说“好，好！”就象我们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不成熟的年轻书家的字一样，明知不怎么样，也並不想用“不好”去刺激对方。看见启功这样的偶象，我也一时找不到什么话说，就从字卷里抽出一张白宣低，要请启功先生写字。启功先生说，先放这里，写好了再寄去。我看启先生还未早饍，我已经磨赠了半个多小时，便起身告辞了。启功先生又把我送出院门，真是彬彬有礼，令我叹服。当然，我没有给启功先生留地址，我敏感到要那张字是有些唐突了。老实说，我也学了一招，这是非常巧妙地婉拒不速之客索字的方法，至今还在运用。因此，十多年后，我偶尔要向启功先生提到当年在小乘巷見他的事，他哼哼哈哈，既未反对，也未承认。因为我作为过来人，知道那么多年轻人来见过你，你都能记住？但是，作为重要的回忆，当年那种对偶象的虔诚永远也不会忘纪的。

说来，也有一件非常令我渐愧和懊悔的事，我曾经在电话上给启功先生“打”过一次“架”。那事发生在1987年春天。1985年我调来北京后，就《小学生习字本》的顾问一事，专程去启功先生家里去敦请他老人家，同去的还有编辑部的一位同事。启功先生欣然同意，为学生编写习字教材，“功德无量”！当时，我记得还留了一份教材编写样本备审。虽然请启功先生做“顾问”，但我们却“顾”而未“问”，教材也编出来了。当时我是想，总不能经常去麻烦老人家。出版了再送过去审，再版时再修改。就这时，《小学生习字本》被《人民日报》点名了，书协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所依据的一条重要理由是，虽然有启功先生的名字作顾问，但启功先生根本不知道这事。同时，还传来不少启功先生批评我的流言。我急了，撩起电话就给启功先生拨去：启先生，你明明答应了当顾问，为什么说你不知道这事？据说，你背后还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为什么不当面批评？启功先生一时有点懵了，说当顾问的事我确实想不起来了，至于说我说你的坏话，但凡今后你再听到，就马上到我这里来对质！行吗？启功先生大约也很少碰见哪个晚辈敢这样顶撞他，事过很久，我也很后悔，一定是当时那种环境把我逼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失了方寸。但是，我再见到启功先生时，他根本不提我跟他“打架”那件事，反而对我很客气，真是长者之风！那次书代会换届，我也好久没见到他老人家，他热情地拉着我的手，有一种表示祝贺的意思。当然，后来的时间里，还发生过有关我与启功先生之间的一些事，大家有兴趣，我也愿意再来讲一讲。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我均认为，以洞明世事如启功先生者，一定早把我看穿了：一个莽撞的四川晚辈，身上虽然有刺，但“叫花子买米，就那么一升（深）”，不用提防他！作为一个大历史学家的启功先生，他的眼光必然是历史的--我在想。

2OO3年6月1O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