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最近上榜四周的一本书叫《在希望与历史之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当然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但对他的书名感到有意思。“书法史”在“历史”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二十四史列传人物的本传最后一句中，往往可能有“工书”二字，以概其书法家的一生。书法之地位可知矣。

然而，“野马也，尘埃也！”在庄子眼中，一匹野马等于一粒尘埃，反过来说，一粒尘埃，也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的主体的存在与追求中，也就可以有“在希望与历史之间”的距离。

这张照片摄于1992年初夏，由王府井新华书店、荣宝斋出版社与《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一次签名售书场面。照片右边的是中国书协副主席沈鹏，左边一位是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时任中宣部干部局局长的伍杰同志。参加这场签名售书的，还有新任中国书协分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谢云同志，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玉池先生。当天的签名售书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前一天，《北京晚报》发了一条消息，第二天上午九点开门以前，王府井新华书店就挤满了购书的读者。十几种《全集》分卷大约有一千多册书，一个小时之间就销售一空，请求签名的人排成长龙，争先恐后。这种售书场面拿王府井新华书店经理的话来说，是空前的。因为当时很少有影视明星搞签名售书，而作家、教授的追星族终归数量有限。这次签名售书，一方面体现了书法艺术和好的书法读物在社会上的反响，一方面也体現了象沈鹏这样的书法名家受到社会尊重的事实。而我当时作为《中国书法全集》主编所想到的，除了对编出好书有满足感外，也想到了中国书协有一个出版社，能多出好书满足“书法热”的需要多好啊。在那次签名售书的过程中，我与伍杰局长也谈到这个想法，都为1986年底已经由国家出版局批准筹建的中国书法出版社胎死腹中而惋惜不已。这件事情，沈鹏先生也表示了同感，因为他作为一个资深出版家是知道一家专业出版社的重要性的。

我在《藏龙卧虎之地》一文中曾谈到，l985年8月1O日我到北京后，8月12日即向国家出版局（当时还隶属于文化部）打了两份报告，一份是由中宣部朱厚泽部长关照很快特批下来的办《中国书法》杂志的报告，另一份就是建立“中国书法出版社”的报告。《中国书法》杂志批准后，除了筹备出刊外，我的另一项中心任务就是报批“中国书法出版社”。我曾经因为陈云同志发表过关于“学书法要从少年儿童抓起”的指示，找到陈云同志的秘书、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许勇跃同志，请他转交中国书协给陈云同志的一封信，请陈云同志能批示支持我们办书法出版社。当时，许勇跃同志对我说，陈云同志喜欢书法，字也写得很好，他是支持你们发展书法事业的。说着许勇跃同志还出示了陈云同志的手蹟给我欣赏。陈云同志书法凝炼、含蓄，笔力强健，姿态古拙，我非常喜欢。我听说陈云同志支持我们，很兴奋，自出心裁地去找中宣部传达陈云同志指示，以加快出版社的审批。我自已一个人来到了东长安街5号，进了中宣部那座灰色老楼房，在二楼上看见了一个挂着“出版局局长办公室”牌子的门，推开就进去了。局长正在埋头办公，贝我进去后，先是有些突然，因为要会见中宣部的局长岂能不预约？继而局长还是平和地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中国书协的某某，是来催办书法出版社的。这位局长表情狐疑：哪有这样来催办出版社的，报告没有见到，来人是谁也不知道。我看出了这种表情，还不等局长开口，我就说：陈云同志也支持我们办书法出版社！局长说：陈云同志支持，有批件吗？我说：是陈云同志秘书亲口告诉我的，你可以去查证。局长这时有点不耐烦了，说：我怎么去查证？我说：你不信可以打电话问！局长说：我不能打这个电话！我说：难道你不支持成立书法出版社？不支持我们繁荣书法艺术？一个非常正常的公事处理程序，让我感到这个局长是个“对立面”，我几乎大声地与他争吵起来。这位局长并没有发火，但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在些难以忍耐了。他一再坚持，办出版社要按审批秩序来，如果说陈云同志支持，就拿批示来。我无可奈何，只得悻悻离去。我很莽撞，几天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局长的名字叫伍杰。我当时想，反正这位局长对书法出版社不热心，我态度不好得罪他了，以后不去找他办事不就行了。

谁知道“寃家路窄”，第二年，即l986年8月，我参加了佳木斯“神龙杯”少儿书法大赛后，从哈尔滨机场登机回北京，他的坐位就在我的旁边。他从前舱过来，也认出了我，但这次态度非常和蔼，笑着招呼我，搞得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他似乎对一年前的那件事一点都不介意。坐定以后，便问我出版社跑得怎样了。我说，这事不就你管着吗，还问我。伍局长说：听说有希望，你回北京去找一下许力以同志，让他给你帮帮忙。许力以同志原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后任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退休后也任国家出版局顾问。许力以同志非常热心书法，我还曾经协助他为青岛出版社建社时编辑《全国著名书法家作品集》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他出面带我去见了宋木文局长，还让我去找杨牧之同志，果然，就在当年，即l986年12月份，国家出版局批准了“中国书法出版社”筹建，那一年就只批了五个。所谓“批准筹建”等于就是批准出版社了。可以说，在“批准筹建”的数以百计的出版社名单中，唯有“中国书法出版社”没有正式成立。显然，作为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伍杰同志对“中国书法出版社”的报批，並没有因为我第一次找到他时态度不好而反对，也並不因为我没有再找他这个局长通融而持消极态度。不少人请我写“淡泊明志”这四个字做座右铭，但有几人象伍杰同志这样“淡”然处理重大决策，从而表明他的“志”在公、在国，而不在私呢？后来，在伍杰同志调任中宣部干部局局长期间，我就任了中国书协副秘书长。但是，就从l986年8月我在哈尔滨飞机上见过他第二次以后，直到l991年年底中国书协換届结束我都没有再见过伍杰局长。就因为他是出版界的权威人士，是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1992年夏举办《中国书法全集》签名售书时我才找到他，请他出席。他欣然同意，一早就去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参加那个拥挤不堪的签名售书活动。完了，他连我们预备的午歺也辞了，回去了。一去十年，我也没有再见到过他，今天偶然翻到这张照片，我觉得我要记录下来对他的回忆。

当然，我在这里还要提到的就是那个伍杰局长曾经帮助“批准筹建”的“中国书法出版社”。到1987年，我们打了几次筹备情况报告，出版社都迟迟没有正式批准下来。原来，从内部消息知道，当时中国书协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给国家出版局局长宋木文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说，中国书协内部矛盾很严重，希望“缓批”中国书法出版社。费尽多少人移山心力，就被这一纸私信给毁掉了。什么叫作“吃里扒外”？自己也要吃书法这碗“饭”，而不惜把盛饭的“碗”也砸掉！这灵魂深处所潜藏的某种仇视意识，如此变态地表现出来，多么可怕呵！当时正值“首届少年儿童书法习字竞赛”举办，又因《小学生习字本》被这同一位领导撰文在《人民日报》点名，我怒不可遏，将重庆出版社与中国书协草签的协议，即《小学生习字本》利润一半给书协的那份协议书也撕掉了，因为上面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并载于协议的，即“此利润分配必须待中国书法出版社正式成立后才能实施”。中国书法出版社没有成立，中国书协应该得到的利润也拿不到（当然，《小学生习字本》被中国书协内部矛盾这一搞也随之下马了），我们编撰的书从此也只好找別的出版社，看人家的脸色了。

到l99l年底，中国书协換届后，邵宇、沈鹏、谢云同志和代表们在大会上又重提成立“中国书法出版社”，我将1986年l2月份由国家出版局下达的“批准筹建”报告，以及有关一系列文件全部移交给了谢云同志。但是，中国书法出版社至今仍然只是画饼。失去了的机遇，实在令人搥胸而叹！在希望和历史之间，尚有多少遗失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回味呵！

2003年6月9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