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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扶桑处女航
□ 刘正成

(从右至左) 刘艺 贺寅秋 刘正成 薛夫彬 村上三岛

生活真是势利,1992年夏,也就是第三次书代会后,我突然升了中国书协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不到半年,被安排出国了,去日本,由刘艺同志任团长,我任秘书长,同行的有中宣部干部局周昌喜副局长、薛夫彬及书协组联部同志。这是我来中国书协第八个年头了,才第一次派出国。也许,别人八年之间己经出国十几趟了。潮白河会议上,出国也被视为待遇问题,在那个严肃的批自由化的会议上提出来要求公平。殊不知,我内心里并不期待着早日出国,我不愿意外人把你看成旅游观光团成员。这是因为,其一,我对日本有嫉妒。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编出了三十卷本的《书道全集》,八十年代中田勇次郎先生继《书道全集》之后,又将中国解放以后新出土书法资料编了九卷本《中国书道全集》,又有如王铎、董其昌、赵之谦等研究专集,实在令中国同行汗颜。我们去访问日本,见到这些日本同行说什么呢?其二,我对中国书协的外交事务有成见。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日本书坛泰斗青山杉雨、村上三岛、上条信山、和谷村憙斋、古谷蒼韵拜会中国书协,中国书协在北京饭店宴请日本同行,我添列其座,但后来知道饭钱是日本同行给的;第二天,日本同行又在建国门饭店回请我们,建国门饭店那一餐我吃了我生平第一次的美食,还有笙歌琴乐相奏,我当时想,中国人太寒酸,恐怕出国时衣服太差,被颇为看重衣冠的日本同行笑话。

这一次出国,是中国书协第一次跟关西书界打交道,在福岗接待我们的是中川龙石夫妇;过了熊本后,便由村上三郎先生亲自陪同去了他的故乡,濑户内海中的大三岛;在京都会见了日本书艺院理事长古谷蒼韵,其间,由日比野五凰等先生作陪。这些都是日本书坛了得的头面人物。特别是村上三岛先生,当时其地位仅次于东京的青山杉雨,现在是全日本书坛第一号天王巨星。这张照片是村上三岛先生在他大三岛家中宴请中国书协代表团时,我们将作为团队礼物的十来卷的《中国书法全集》赠送给主人,其中包括我编撰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两卷。这是我到了日本访问心中最有底,也最感到心理满足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村上三岛是王铎研究的专家,他的水平极高妙的狂草也是胎息王觉斯的。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村上三岛先生带团到河南王铎故里去,引起了中国书界的王铎热。这有点象青山杉山雨去看望林散之后,在中国书法界掀起了林散之热一样。村上三岛先生亲自编纂了五卷本《王铎的书法》,一直是我案头必读书。1986年第一期《中国书法》介绍王铎时,我就特地请刘艺先生翻译了该书中日本汉学家福本雅一先生《王铎的书法》一文中的“好书数行”一节发表。我崇拜村上三岛先生那具有王铎气息,又有现代风格的狂草,同时景仰他对王铎的深入研究。但是,1986年我第一次见到村上三岛先生,也即是我上面所说的在北京饭店宴请那次,我觉得无言以对,说我也喜欢王铎?这不是凑趣的客套话吗?当时,我坐在谷村喜斋与古谷蒼韵二位先生之间,我很有一些压迫感。这一次,我的压迫感几乎消失了,因为我携去了二卷王铎研究专著。村上三岛先生主编《王铎的书法》时,虽有福本雅一等著名汉学家专论,但他们只读过藏于台湾的八十二卷本《王铎诗集》,和藏于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三十七卷崇祯初年本《拟山园选集》,缺了一大块资料,所以其书的“王铎年谱”也是非常简略的。这部《拟山园文集》是海内孤本,我们费了好大精力才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里偶然找到的。资料的占有,使我们《中国书法全集.王铎》二卷获得了跨时代的学术进步。此卷副主编高文龙先生更是熟读这部文集,所作考释可以说填补了许多王铎研究空白。我向村上三岛先生赠书时,特地讲到这八十二卷海内孤本被发现的事,他很感兴趣,当时,也看得出来,他把我看成了一个对话者了。

那年代,凡出国者,都要先被辅导礼仪,特別去日本这样讲礼仪的国家。这次很幸运,团长刘艺是日本通。刘艺先生是个语言天才,不仅会日语,还有英语,还会说广东话,闽南活。他是台藉人士,父亲王实子是台湾著名画家。一路上,全靠他指点,包括见面礼仪,举手投足,日式西式宴会,拿歺具,弄刀叉,我都是先看他的动作,再如法泡制,也才免了许多刘姥姥式的出洋相。说刘艺先生是日本通,不仅说他认识很多的日本朋友,还翻译过不少日文书法著作,日本书家对他也很亲切。所以,我们这趟东瀛之行,是十分成功,也十分愉快的。

说到十分愉快这一点上,我与刘艺先生大约有内容不同、但情感相近的感受,我想把它补述出来,以免历史的遗忘。就是我们几乎同时渡过了一次生活的难关。我的难关就不在这里说了,而是说一说刘艺先生的吧。

中国书协的某些个“政治工作者”水平特别高,可以从很小的生话锁事,演化到惊天 大 案来---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是时候了。“六四风波”后,有一段几乎让空气凝固的清查时期,在那个时候,刘艺副秘书长被人举报了,说他“六四”期间在北京大街上阻拦戒严部队的军车!这还了得,这可是参予了“动乱”的大罪呵!于是,刘艺先生被一次又一次审查、交待、过关,弄得党籍恢复不了,长达二年之久。那时,我看见他常常到沙滩文联来交待问题,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正好是他暂时落脚之处。当时,我也十分同情他,而且绝不相信这个谦谦文弱的书生会去“拦军车”。刘艺先生家当时住西便门,根本就没有听说那里发生过拦军车的事。一年多以后,才搞清了这个“惊天大案”的罗织始末,并从中感受到中国书协“政治工作者”的匠心和胆识。河南开封有个郭某,著名的“收藏家”。“六四”时到北京来“收藏”,去了刘艺先生家,他问刘艺先生刚才去哪里了,刘艺先生说,听说有军车进城,下楼去看了一下。这位郭某要了刘艺先生的作品便溜,又去了中国书协另一个干部家里去“收藏”,那位干部问你都去了哪里,郭说他刚从刘艺先生家出来。干部问:刘先生在作什么?郭某说,刘先生看军车去了。于是“看军车”就变成了“拦军车”,一封信将郭某告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紧急办案,移到了开封市公安局,开封市公安局立即提审郭某,郭某在刘艺“拦军车”的交待中签字画押。于是,这个案子做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将开封市公安局的案底移送中国文联清查组,于是,刘艺先生就被“吊”起来了。你说这高妙不高妙!中国书协的“政治工作者”如果直接向中国文联报案,这案子做得成吗?它通过开封市公安局的笔录就把案子做成了“铁案”!

刘艺百口难辩,而且不知从哪里发的水,盖了手印的口供在那里,刘艺越辩,办案人员越觉得你不老实。但是,事实毕竟胜于雄辩。起码来说,谁会真相信刘艺先生六十高龄的一介书生,会去“拦军车”呢?我认识刘先生较早,也就是1982年的成都理事会期间。那天在锦江宾馆九楼大厅搞笔会,在我负责的那个写字桌前,刘艺非常斯文的最后出场。他人很和蔼,我们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他当时就告诉我,可能他第二年会调去中国书协机关。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时联络,他还曾代日本向我和何应辉、刘云泉组稿《临帖大系》。二次书代会我被借调书协起草会议报告,也是刘艺先生的动议。陆石同志决定调我到北京,也是他执笔打的请调报告。我来北京后就挤在他的办公室里。来书协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也是交在刘艺先生手上的。我对他的亲近是有这种种背景的。但是,那时我们对工作想法也有一些分歧,主要的一点是在于刘艺先生强调中国书协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而不是“普及”,因此,不要去组织太多的活动。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把“书法热”搞得更“热”一点。于是起动了中青展等一系列活动。到今天看来,刘艺先生的观点还是十分精辟的,特别是对我个人的遭遇来说。如果我当初听他的话,还不平平稳稳到高处吗?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我对刘艺先生的政治和人格评价。当时,又多亏有一位正直的人事处长李文富,他耐心地听取了刘艺先生的申诉,与孟伟哉先生精心安排了一次会议,有文联领导在,有中国书协“政治工作者”在,有刘艺参加,一场唇枪舌战,才让刘艺同志基本过关。开会前,刘艺同志到我的办公室来歇了一下足,我看得出来,他尚有些信心不足,还没把握斗不斗得过那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哩!后来,李文富同志英年早逝,我记得悼念活动时,刘艺同志也去了,去纪念这位正直的政治工作者。这些已经过去的往事,也许刘艺先生已经不愿意再提起,而我在这里多舌,实在要请刘先生谅解。不过我在想,如果让刘艺先生自已写这一段回忆录,他能把这件事略而不论吗?到了 1992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能有缘追随这位“日本通”畅游日本,应该是大家都很高兴的。记得,我们刚参观了熊本火山后,在一个位于半山崖畔的西歺厅,面对蒼蒼群山用歺时,风光与美味使我们多么怡然而陶醉呵,谁还去想那些烦心的往事呢!

2OO3年6月7白扵松竹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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