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文人”，并非通指当今社会有文化的人，而是一生从事文艺创作之人。否则，你作官做到半道，也来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也来称“家”，最多叫你“文官”，而不能算你“文人”。文艺界这么乱，社会上都说“文人相轻”，其实并不准确，真正这乱的根子大都是这些“文官”。而真正有“文人”相轻的，往往都是这些“文官”给鼓捣制造出来的。这个道理，乍一听生疏，大家仔细回味回味，分辩分辩，就会有所共鸣的。

九十年代初，我陷入巨大困境的时候，我先后结识了两个文人，一个是孟伟哉，一个是贺敬之。看官，也许你会说，这是两个官。的确，这二人是官，而且是文艺界的大官。孟伟哉同志原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九十年代初来中国文联任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贺敬之同志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而我所以仍称他们为文人，是因为他们均从青年时代就成了闻名的作家、诗人。孟伟哉同志从当志愿军那时就开始写小说，甚至退休后还有长篇小说《昨天的战争》问世；贺敬之同志在延安时代就有《白毛女》歌剧剧本问世，五十年代则有抒情长诗《回延安》、《十年颂歌》为我们背诵如流。这样的人，即使后来作了官，也绝对和职业官僚不一样，浑身浸透着文人的气息。而且可以从“文”一途，即从文艺的爱好、实践和理想，去实现某种沟通和理解。

这张照片中间的一位老者，就是孟伟哉同志。这是在九十年代中，我陪同他上青岛参加一个书法教育会议后，坐汽车返程经过淄博时，去王渔洋纪念馆参观。此时我们正在饶有兴趣地观摩王渔洋诗碑。然而，我刚认识他的时侯，我们却是“对立面”，我是去他办公室找他“打架”而认识他的。

大约是199l年夏，也就是我前面讲的，中国书协分党组派来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张虎同志来编辑部当执行主编时。我认为文联党组负责人孟伟哉是偏袒张虎而贬低我的。我们《中国书法》编辑部正好在沙滩文联机关的一楼，我径自上了二楼，不假通报，推开了孟伟哉书记的门，与之争辩起来。我在当时，确实有点年轻气盛，受不了潮白河会议以来给我施加压力。但那一次，孟伟哉同志也没有给我好脸，在那里打了近一个小时，不欢而散。

说实话，那一段时间，中国书协的那几个“职业告状人员”正在向文联党组告我的状，而新任的这一批文联党组领导也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实组织了对我的调查。这个负责调查的人叫李文富，中国文联人事部人事处处长，是孟伟哉同志信得过的人。李文富处长负责从经济开始，从文联到书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拿他后来的话说，调查半天，发现这个刘正成不仅没有干坏事，而且干的都是为文艺界、为书协争光的事。李文富同志原来在中宣部文艺局供过职，从小就喜欢音乐和戏剧。有一天，他在我们沙滩宿舍大院门口招呼我，自我介绍他叫李文富、人事处处长，他和我还同住一个院一个老灰楼。他告诉我，工作上有什们困难可以找他谈一谈，他可以向领导转达。他真诚的笑容让我信任了他，我幸运地碰上了好人，知道文联还会有人主动来关心我。正是因了李文富同志的安排，我与孟伟哉同志有了第二次平心静气的谈话。那次谈话不久，孟伟哉同志安排了一次有文联党组副书记梁光第同志参加的别开生面的“生活会”，两位文联领导加上我和张虎同志一共四个人的会。张虎同志是党员，姿态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並表示了与我团结工作的好意。我下不了台，也勉强作了自我批评。两位文联领导也站得很高，先批评党内同志，然后再很温和地给我指出努力方向。领导同志的这种苦心，倾刻间，我所有寃曲也似乎一笔勾销了。从那以后，孟伟哉同志就成了我的一位忘年交。

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里去，我发現他一套狭窄的三居室中，他的房间实际上是一间画室。那里光线不好，但他晚上就在这里彻夜作他的中国画，大约舞协赵仕英同志指导过他的画，他的一批从南亚访问归来的写生画，风格独特，颇有童稚之心的巧思。他说，当官了，没有整块时间写小说了，等退休后再写，现在先画画。后来，他赠过我他新出的画集。那时，书协搞展览时，我也曾按例邀请他拿作品或题词参展，他坚决不拿，他说，画画还可以凑合，书法确实不行，不能拿出来。确实，孟伟哉在文联当领导的几年里，没有拿过一张字来充当书法家。虽然，他对书法也有浓厚的兴趣，你看他观摩王渔洋诗碑时的专注就可以感受到：也许，他正从书法中去琢磨着他的绘画哩！

文人作官确是累，孟伟哉同志在文联担任领导工作的后期，也饱受别人告状之苦，其主要内容说他“腐化”。凭良心说，孟伟哉同志的生活非常清贫，二个儿子和他住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家务事也往往自已干，一天能吃好三顿饭我看就够不错了，还腐败，真是笑话！他在中宣部当过局长，在文联时，林默涵同志不坐班，孟伟哉同志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可是到退休，还是没有搞上一个副部级待遇。你看一看，今天文联的副书记、副主席，一来文联办公室坐下，哪个不是正经八百的副部级！

孟伟哉同志下台后，有一年我们特地请他到家里来，为他做生日。他看着生日蛋糕，叹息道，几十年来，还没有人为他做过生日！说时，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我刚刚提到的另一位“文人”贺敬之同志也几乎有着我和孟伟哉同志差不多的从不了解、不理解到了解和相知的过程，也促使我常常要作一些思考。

贺敬之同志和陆石同志原来是延安鲁艺的老战友，文革结束后又几乎同时到了文艺界领导岗位上来。不仅两个战友，他们的两个家庭也是很有友谊的。后来，在文联的工作中有了分歧，两位老朋友就再没有说过话了。中国书协某些人，总把我与陆石看成“四川帮”，用一种分系分派的有色眼镜来给人排位子，也在我心里留下了某种阴影。但是，生活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使我感动不已。即贺敬之同志并没有因为我与陆石同志的亲密关系而疏远我、排斥我。在他了解了中国书协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那种人事背景后，亲自主持中宣部部务会议，对我与书协有关同志的矛盾问题作了分析和定性，并在中国文联党组的配合下，大胆提拔我这样一个党外同志担任了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当然，这都是我后来东一点西一点听来的情况。后来我与贺敬之同志走近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热爱着书法。在他离休后我帮助他编辑出了《贺敬之诗书集》作为中国文联“晚霞工程”出版。而我看重这部作品集的地方，是因为这是一本诗人之书，他的书法与他豪迈、慷慨的诗歌一样，充分表达了他的诗人情怀。这一点，对我们偏重书法技巧的年轻书家来说，是应该要补的一课。我们常常纵论当今天下书法，他的眼力甚高甚准。他有两个山东滕州老乡，都是书法家，一个是王学仲，一个是马世晓。199l年底，中国书协换居后，王学仲先生没有当上主席，心里很委曲，敬之同志还专门交待我去天津看望他，争取给他做点事。有一回，敬之同志去杭州，还特地要我引荐马世晓。在一次浙江省文化界官员宴请贺部长时，贺部长特地将马世晓先生延之上座，称兄道弟，优礼有加，令省上官员对马世晓这个布衣秀士侧目。

贺敬之同志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他了，我觉得，他与孟伟哉同志有类似之处，“文人”似乎都不太会作官。他是老资格的中宣部副部长，在文化部当代部长而最终没有去掉“代”字。现在，多少四、五十岁的人就是正而八经的部长罗。恕我唐突，在这里随便地管窥蠡测，敬之同志也许会批评我了。

当然，我在这里独出心裁地叫出一个“文人”的名称来，而没有从政治上、路线上去“把握”，这是我这个多重感性也自许为“文人”者的弱点。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如果能够真正廓清社会生活的各种纠葛，真正的文人是会实现最终理解和相重的。二十多年前，我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怀素自叙》，表现和表达了艺求家之间的理解与推重，特到是象颜真卿这样的大家，去接受和表彰极富个性如怀素这样的后辈书家，它的示范价值所在。当时这个文人相亲的故事还被《富春江画报》改编成连环画，广为流传。我的这篇小说也获了奖。我不认为，从一种艺术的虚构与猜想，不能得到某种启发。虽然后来我也经历了无数被排挤、打压、和诬陷，但我仍然保持着对绝大多数艺术同行及其真挚关系的信任。

2003年6月4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