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捡到了这张摄于九十年代初的某次书法展览会剪彩仪式的照片。图中两位剪彩的老人左边是中共中共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右边们那位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二位老人给予中国书法事业的关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个记忆，既属于我个人的，也属于历史的。

1986年二届中青展开幕式上，由沙洪同志给我作了介绍，我便认识了方毅同志。后来，我组织了好多次展览，方毅同志只要有时间，他一定要来参加。他若不能来，总要送一幅作品来表示祝贺。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书法家，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关心书法发展的政治家。那时，我便有机会去他在中南海北门内的总理府，付秘书（现任全国政协秘书局局长）也常常在那里给我交办一些事请。有一次，我去中南海时，没有见到方毅同志，但付秘书除了交给我一幅参加展览的作品外，还非常慎重的交给我一个手卷，他说这是方毅同志送我的字。我当即打开一看，是方毅同志草书苏东坡《水调歌头.赤壁怀古》长卷，卷尾还亲署“正成同志雅正”。付秘书显然看出我除了有些激动之外，也有一些疑问，何以旡功受碌？他便说：“方毅同志了解你们协会的一些情况，他写这幅字给你，是鼓励你不怕困难，作好工作的意思。”我不仅为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所感动，也为方毅同志从中所赋予的精神价值所感动。这正是199O年那场好戏拉开序幕的时侯，又一场巨大的冲击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我的眼晴湿润了。什么感谢的话都忘了说，带着那幅字离开了中南海。我把它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大家都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方毅同志退休后，我不时上后海北沿他的住所去看望他。有一回，老人家让我看了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写的字，其中一幅八尺大对联，写的极精采的行草，是岳飞《满江红》中的两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大声叫好，他便说：“这幅就是送给你的”！但是，很后悔，那幅对联我当时没好意思带走，因为我们正啇议为方毅同志办个书展，展览中不能少了这幅佳作。不久以后方毅同志过世了，展览没有办，我也不便去要他当面赠我的那幅对联了。但是这位革命老人对我、对书法事业的关爱之情让我时时惦念着其珍贵的价值。

邓力群同志我认识稍晚一些，那是在199O年至199l年之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潮白河会议把好戏序幕揭开以后，我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冲击：一个是《中国书法》杂志“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精神的贯彻落实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书法全集》下马的问题。1990年《中国书法全集》由荣宝斋出版社与四川锦桥印务有限公司合作，很快推出了商周金文、苏轼、米芾、王羲之王献之、董其昌等十多卷书，受到社会一致好评。这时，由文物出版社负责人牵头，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编辑委员会打了一个报告，称《中国书法全集》冲击了《分类全集》的出版，要求取消《中国书法全集》选题计划。所谓《分类全集》即是60卷《中国美术全集》之后，扩大出版总数为4OO卷的丛书，其中也有6O卷《书法全集》（虽然这套书十几年后的今天仍未见到）。当时《分类全集》还刚刚有计划，並没有出书。何况，《分类美术全集》仅仅是艺术图册，与《中国书法全集》这种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套书性质本不一样。当时，《分类全集》的总编辑、中国书协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邵宇同志接到这份报告后，再递交了新闻出版署。新闻出版署负责人用电话通知荣宝斋出版社停止《中国书法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在今天听来，这似乎是一件怪事，象《中国书法全集》这样的被季羡林、顾迋龙、李学勤等先生称为对民族文化有贡献，为民族文化争气的书，怎么会不让出版呢？然而，事实就是如此发生过。

《全集》怎么能停呢？且不说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会因此损失，我完全不能接受这种倒行逆施的粗暴干涉。我先找到了《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原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许力以同志说他定不了，他建议我去找《中国分类美术全集》工作委员会主任邓力群同志。于是，我请《中国书法全集》顾问沙洪同志出面，一起去新鲜胡同见到了力群同志。力群同志的家实际上是一个大书房，他笑吟吟悠然自得如同一个书斋中的专业学者。见了面后，第一句话就说：你编的《中国书法》杂志不错，我每期都看。我说我们现在正在编《中国书法全集》，力群同志马上问，出来了没有，给我看看。沙洪同志抓住机会讲了要《全集》下马的事。力群同志几乎没加思考就说：“这么大个中国，《书法全集》多一套两套有什么关糸！日本不也有几套《书道全集》吗！”力群同志答应他问一下这个情况。不久以后，我便带上刚出版的七卷《中国书法全集》又去了力群同志家，那是去向他表示感谢，因为在力群同志关照下，《全集》禁令给撤消了。自那以后，《全集》每出一批新书，我都要给力群同志送去，每次见面，总要就一些书法篆刻问题攀谈一阵子，展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而广泛的兴趣。

也就是那时，即潮白河会议开了半年之后，张虎同志从分管《中国书法》的分党组成员，进一步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派进杂志社，当了《中国书法》的执行主编。当然，张虎同志現在和我已是同病相憐的好友--我们当了九年的搭挡，一起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四次书代会上被同时贬了下来。从理论上说，谢冰岩同志是主编，我是副主编，中间派一个“执行主编”我无可厚非。但是，实际上是夺了我的工作权利，让我失业了。因为我多年来实际上担任了《中国书法》的执行主编的角色。张虎同志按分党组的要求，对刋物要作一些改头換面的工作。我们编辑部的同志都有很大的意见，尤其是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杂志说成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我们实在想不通。事情不知怎么被力群同志知道了，一天，我被通知去力群同志家里，我去时，中宣部秘书长翟泰丰同志和中宣部干部局局长唐联杰同志早已在那里了。待我坐定后，力群同志非常庄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从实际情况来说，《中国书法》的主编只能由正成同志来作，别的人不行，包括我也不行，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正成同志是专家。”那次谈话至今令我记忆犹新，並非仅仅因为力群同志主张我作主编，而是在于一个政治家理解一本刊物的领导权的辩证观点，是不是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不在于是不是共产党员。力群同志並没有进一步阐发自已的思想，但我认为，这种尊重客观事实，团结党外知识分子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必然会引起一个身当其中的知识分子的共鸣的。

力群同志说自己不是专家，不能做《中国书法》的主编，其实是非常谦虚的说法。他曾经赠给我一本他的印谱：《又耳氏肖形印选》，后来我把他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上，网友诸君可以评一评他的艺术修养如何。当然我尊重了他的意见，不以其真名出现，“又”、“耳”者，邓也。

方毅同志赠我的那幅草书东坡词后来也发表在《中国书法》上。十多年过去了，两位老人一位已作古人，一位仍健在。我对他们作为政治家的胸怀、阅历与见解，知之甚少，但他们所具有的艺术情怀，却让我钦佩不已。他们对一个勤恳奋斗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所给予的精神上和工作上的具体关心，应该是所有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所取法的榜样。九十年代末，我曾有幸亲耳听到一个党的高级文艺工作领导者酒后大言不惭地炫耀说：“我不懂文艺，但我可以领导文艺家！”这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南辕而北辙矣！

2OO3年6月3日扵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