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9O年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到，即这年9月，中国图书学会将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授予《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上、下）。就当时来说，这项奖不简单，因为是那时唯一的国家级图书奖，除了马列图书外，艺术类二等奖基本上就是顶尖奖项了。而这个奖项对书法艺术来说，不仅是开创性工作的肯定，也是对—项庞大群体性学术话动的肯定。我忝列主编，由尉天池、邱振中、王培真、陈振濂、刘恒任副主编，由元工、王镛、吴法乾、吴鸿清、何应辉、徐本一、黄惇、张以国、曹宝麟，刘涛、丛文俊任编审，崔志强担綱版式设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鉴赏辞典的撰稿人囊括书法界271位专家，其中包括胡问遂、孙其峰、吴丈蜀、吴伯匋、王学仲、沈鹏、金学议等老先生在内。而作具体工作量最大的，也就是在最后阶段紧张工作的，要数吉林丛文俊、湖北吴法乾，和四川元工与原郁。那时正在“六四风波”的高潮中，辞典工作仍然加班加点的进行。丛文俊最善夜战，往往工作通宵达旦。将一部5OO万字，5OOO辞条和5OOO幅图版的浩繁大书编撰出来，是难以描述其工作难度的。当然，我这里先不准备谈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工作劳绩。那时，除了要组织好分散在全国各地几百个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术劳动是很困难的而外，另一个最大的难题是资料蒐集。大家知道，中国书法传世品主要藏于三处：一、大陆，二、台湾，三、日本与欧美。其中，最难得到的是台北故宫愽物馆收藏的数以千件的宋元精品。那时，日本的印刷品已经逐渐流行中国大陆了，而台湾的书法出版物几乎没有。这个大难题是由一个书法界以外的人士曲天成先生来完成的。这张照片就是曲先生（左一）携来宝贵资料后，大陆书法家们欢迊他时留下的照片。

曲天成先生，又名曲星瀚。1946年生于山东青岛，1948年随母亲到了台湾。我们大陆称其为台湾同胞，在台湾又被称为“外省人”。他的太太叶蓓蓓是上海人，当然也是“外省人”。曲天成先生是台湾最早一批来大陆做生意的同胞，他在山东、湖北、四川都投资了一些项目，也曾经陪同台湾一位经济界重要人士拜会过江泽民主席。他的叔叔曲琦先生与我太太付淑群在《老人天地》编辑部共事，曲先生第一次来北京见他分离几十年的叔叔，我们作陪，就与我们一见如故。他非常慷慨，每次来北京，都要给我的朋友带来不少礼物，只要见过的朋友，他一个也不会拉下。不过，他可能看出来我对他的礼物没有表现出持别的兴趣，虽然他帯来的东西都是当时大陆人少见的世界名牌，让太太和小孩兴奋异常。他便直率的问我：“正成兄，你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想要你们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法资料！”我无心而贸然的说了一句。“什么，故宫的书法？故宫倒离我家很近，都在士林区，可是我可从来没有与故宫打过交道。”曲先生感到很为难，但他终于拍了一下胸口，说：我去想办法！我说了这话后有点后悔了：给人家出了这样—个难题。

谁知，半年以后，曲先生来电话了。他说他们全家正在香港上飞机，而且给我把书法资料带来了，资料很沉，让我上机场接他一下。好傢伙，一大箱资料把行李箱都压坏了，我在首都机场迫不及待地打开箱：三十卷八开本铜版纸精印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当然，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大书在大陆已经可以偶尔看到了，在当时确实是罕见的。他说，他通过太太的妹妹叶妮妮小姐找到了故宫博物院，当时，初版本只剩四套了，便立即花了几万元台帀买下一套，每个人登机重量有限，于是全家出动一齐送到了北京。你想一想，一套历代书法鉴赏大辞典没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准确资料能成书吗？至少可以说在八十年末是不可能的。没有这部《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基础工作，也就不可能有1991年《中国书法全集》最初十多卷的问世。中国书法界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学术热情是今天的人难以想像的。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在当代书法界也就不可能有这两部集体的学术研究的结晶了。你想一想，现在写1OOO字的文稿，国家规定的最高稿费1OO元，看一看《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的271个撰稿者，现在还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件事。《中国书法全集》经过十二年的努力，才刚刚过半，，其艰巨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我常常自言自语，也许在今天，打死我也不敢去组织编撰这套百卷本的《中国书法全集》了。你想，编《四库全书》才多少本，是乾隆皇帝亲自督阵，纪晓岚都花了9年时间编成。何况，《中国书法全集》非国家组织的大型出版工程，还有更大的人为的障碍和破坏拦在那里哩！一个书法圈外的台湾老板，无意间促成了这两件大事。

曲天成先生送资料来北京后，首都书法家们都非常钦佩和感谢他，专门为他们全家举行了一个酒会。席间，王镛先生（前中）和张道兴先生（右二）各镌刻一方印章相赠。从相片情景看，曹宝麟先生（右一）似乎对这两方印也很感兴趣。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问世在乱糟糟的“六四风波”前后，由舍弟刘正兴在四川承担了巨大的投资风险。这时又碰见了另一位“救星”--台湾著名书法、篆刻家王北岳先生，他介绍了台北一位文化书店老板吳金泉先生到北京预定了5OOO套，于是，才放胆由大地出版社出版了。所以，我称这是一部“海峡两岸合璧之作”，应该是恰当不过的。可惜这5OOO套书发到香港，又由香港船运到台湾高雄港口时，被台湾新闻局挡了回去，理由是里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的作品。当时也考虑到把书卖到台湾去，还特地加了蒋经国先生的作品。无奈，吳老板把书又运回香港，存在那里，然后在几年之间小批小批地偷运回台湾销售，据说亏了本，但却使台湾书法界都广泛地拥有了这部工具书。其实，到今天，台湾当局尚未觧除禁令，大陆去的书，每个包裹里不允许有二本同样的书。

曲天成、王北岳、吳金泉先生与《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共同为两岸文化交流做了了不起的贡献，这是应该记录在案的。

在向我发起一轮一轮诬告构陷中，也给《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蒙上罪名，在2OOO年书协換届中，通过中宣部对我的调查中得知，说我将其版权偷偷卖给了台湾出版社，独呑了200万元版权费，真是一出滑稽剧！倘如你有兴趣祘一祘，按通常版权费占书码洋的百分之十计祘，卖给台湾的书就必须出版总码洋2OOO万元的书，也就是说是近2O万册书！在台湾有这样的书印2O万册的吗？我向中宣部调查的人员说，这样简单的事实还用我来解释吗？两岸人民与艺术家为共同的文化财富所做的好人好事，统统被抹得漆黑，这也激起了曲天成这帮台湾朋友们的义愤。曲先生说，如果需要他们来作证，他们愿意马上飞到北京来。这些话，常常使我这样一个大陆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感到羞愧不己。其实，告状的人自己也不会相信他所告的是事实，因为他们中的某些人也参与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了解实情。而之所以他们又能如此兴风作浪，是因为向上级部门告状，如同上网一样，只有被骂人遭秧，骂人的人毫发无伤。中宣部负责人向我宣告，所告的皆不是事实。但是，并不告诉我是谁告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诬告，但诬告无罪，他们还可以继读第二次、第三次地诬告下去。在中国，如果你要想作出一番事业来，光是有能力和实干还不行，光是廉洁奉公还不行，你必须有遭受诬告和蒙冤的心理准备，你还得有强健的身体，否则，不被气死才怪。

《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红红火火地热闹一阵，最后纯利润几万元，这笔钱拿出无偿地赠送给《中国书法全集》编辑部，开始为新的工程购买第一批资料。而《全集》真正的启动，还是曲天成先生与舍弟刘正兴在四川办了一个公司，而承担了《全集》的全部经济投入之后。

2OO3年6月2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