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O年初秋，三届中青展开幕式结束后，东道主安排我们游览黄山。从黄山下来后，路过太平湖，我与陆老、谢老留下了几张照片，非常传神。那清澈的湖水，印出一片敞开的心怀。

谢冰岩（19O9--），江苏淮隂人。二十年代他就参加了共产党，是新四军的老前辈，当时任《解放日报》主编。觧放后是首任新闻出版署秘书长、新华社秘书长、文革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顾问、文化部副部级司长。中国书协第一届、第二届常务理事。实际上，二次书代会上，许多人都认为谢老德高望重，应该升仼副主席，听到这种话，谢老就坚决举手制止，说我年龄大了，让年青人干最好。1985年8月我去北京后，主管杂志工作的启功先生己做主席，不便再担任《中国书法》主编，谢老作为常务理事兼任了主编，直到l994年我任主编时，才升任为《中国书法》顾问。谢老是个好人啊！--这是书法界的共识。而在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个好人，还是我的好老师、好榜样、好前辈。

所有人对谢老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和可亲的老人，但是，他却有一颗常人难以具有的倔强的心灵。他在学生时代就作了共产党支书，不管如何拷打，至死不吐党的秘密，被国民党以死罪关在监狱里六、七年，直到国共合作才释放。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被整了十几年。到了老年，交给他这份《中国书法》主编的头衔，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这是一个名誉头衔。其实不然，直到1994年我任主编前那八、九年，《中国书法》的所有稿件，我审定了以后，都要请他终审，而他是每稿必读。有什么意见，都写在审稿笺上，有时还亲自动笔修改稿件，工工整整的红笔小字，见了令人起敬。想一想，那时的谢老已经是快八十好几的人了。

谢老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对书协的内部来说，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但你可以从他的话中，领会到他一些坚定不移的看法。这是外圆内方的为人之道，是我永这难以企及的境界。有一次，我与他就稿件内容发生了分歧，我年青气盛，谢老他不让步，最后打“官司”打到主管刊物的副主席沈鹏先生那里。当时的沈鹏是支持我的意见，当即谢老便不再表示异议服从了。虽然他内心未必就服，但他服从了组织的原则。当然，你决不可理觧为谢老怕官。谢老的官可不小，后来到中国书协当主席的邵宇同志在新四军《解放日报》也只是谢老的一个助手。争论完了以后。谢老对我并未心存芥蒂，把我看作不知好歹与他作对的人。他有一颗善于理解人的心。没有这样一位老人掌舵，《中国书法》在当代书法中发挥的影响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l985年下半年，我接手改刊的时期，设计了许多新的栏目，並征求了许多方面的意见。比如说，“法书赏析”这个栏目就是沈鹏先生亲自改定的。但是，《中国书法》应该办成什么样，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一次，一位原来参与杂志工作的老先生来编辑部，我便马上抓住机会向他请教，老先生十分谦虚，不愿指教。我便将已经设计好的—些栏目汇报给他听，他还尚未听完，就打断我的话：“不行，不行，活着的人不能够上书（指专题介绍）！”我当时的话就噎住了，心想：怎么活人不能上书？难道《人民文学》就只能发李白、杜甫、曹雪芹的诗歌小说不成！许多年以来，我都认为这老先生太保守，对一本现代学术团体会刊的学术性缺乏认识，不知道一本刊稿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推出当代艺术家这个道理。后来，我慢慢地理解了这个老先生，就是网友们跟帖上说的：“京官难当呵！”被专题介绍的只能是少数人，你就可能得罪多数人；如果你真要介绍，你就得从本地的地头蛇开始，否则你休想在这里站稳根基！当我吃了亏以后，我才理解这位老先生的深意。但是，我并不后悔，如果我们办一本刊物，去排座次，那么，一本现代学术会刊就会失去学术性；如果我们因怕得罪人，因而不能反映当代创作現状，只介绍古人，我们将会失去这本会刊的现代性。

记得，《中国书法》1986年一期出版前后，就引起了两个风波：一个说谢无量不是书法家，不能发专题；一个说王铎是汉奸，也不应该发专题。第二个问题是有人把这个事情先告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了，后来统战部知道王铎是明末清初的书法家，也就没有再过问此事。谢无量的专题怎么办。谢无量是四川人，我从小崇拜他，但我也认为谢无量是当代书法大师呀。书协机关有位理论家就反对，说谢无量的“孩儿体”毫无艺术价值。这种意见可能今天听来会发笑，但当初却是一种主流。199O年办第一届全国展时，四川代表就曾把谢无量的作品带到沈阳去，结果落选了，是北京去的几位老先生不同意。临到开展前，四川代表团趁布置的混乱，又偷偷把谢无量的作品挂上去了，殊不知又被发现硬叫摘了下来。有此前例，怎么办！发生这个争议后，我去找谢老商量，谢老笑笑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去征求启功先生的意见。我按谢老的主意去了启功先生家，启功当即毫不犹豫地说：“谢无量的字好呵！他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我认识他！”启先生还津津乐道地讲了谢无量先生六十年代从四川到北京出任文史馆馆长的旧事。启功先生一锤定音，谢无量不是书家的风波才平定下来。而且还与谢老一起参与了“致读者”那篇改刊词的修改，共同确定了“以今为主”的方针，《中国书法》发出后在书协才停止了争议。当时，要不是谢老出这个主意，谢无量的专题即便发出来了，也可能闹得不可开交。我想谢老叫我去找启功先生前，也许就与启先生统一了看法的。

乘便，我也再讲一个插曲，以道“京官难做”之理。当时，《中国书法》1986年第一期是在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制。就在刊物已经印出来了，正待装订的时候，我实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叫马上停印，不准发行。原因是北京某书家写的胡耀邦同志的一篇文章的碑文给撤稿了，这是政治问题。谢老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我一听，心里也有数了。第二天，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又来了，我很镇静地说：“请问这是组织意见，还是你个人意见？如果是你个人意见，请你把电话号码留下，我去中南海当面向你说明情况。”等我把话说完，那人并不告诉我电话，就把电话放了。大家想想，我们当时好不容易从文联出版公司那里要了5万元，买的纸，印了8万册杂志，要停印了，还不仅失信于邮电局，本钱也赔光了，刊物还怎么出。事情虽然已经过了近二十年了，我至今心里还有一个疑团没有释去：谁能清楚我们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印刷进度？又偏偏挑好杂志刚印完又未发出的这个时机？晚了，刊物就发出去了；早了，可以调整稿件。就让你在这个关节口上胎死腹中！这种毒招显然不是什么中央办公厅某人、或者是那位老书家的策划。

2OO3年5月24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