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办公室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中国书法》编辑部，它的位置在沙滩北街二号《求是》杂志大院中的“五四民主广场”的中央，早已不复存在。这个大院当时有四个部级单位：文化部、《红旗》杂志、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文化部与《红旗》共占一幢大楼，文联与作协用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建立的简易防震房。诺大的京城，诺大的一个文联，但要有一个平静的书桌可不容易啊！

记得，1985年8月8日我乘火车从成都出发，8月1O早上到北京，我背着自已的铺盖卷，还有一床四川人常用的竹凉席兴冲冲地进了文联大院。当然没有一个人来迎接我这个借调人员，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北漂”分子了。我直接先去大院两南角的文联招待所。说招侍所，也就是在院内角落里搭起来的二层小平房，楼上楼下十几间房子，二次书代会前我借调中国书协起草工作报告就住过那里。管理招侍所的老王师付在二楼口，这是一个十分和气的老先生。我刚踏上那架在露天的铁梯几步，王师付就抢步下来了，我以为是迊接我，殊不知他伸出两手不让我上楼。他说，上头交侍了，你不能住这里！我当然知道他怎么会赶我，何况他有什么权力赶我。所谓上级，就是文联办公厅，行政处吧。当然，真正的这位“上级”是谁，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文联和书协里要把我赶回四川的势力大得很，从1987年反自由化，到199O年潮白河会议，多少年来从没停止过。我说：“我暂时住这里，房费我交啊！”“不行，交钱也不行。”说着，王师付硬把我逼下楼梯。我很奇怪，但也没办法，我只好找到《红旗》杂志在院里东南角那个地下招侍所。在那里，四个人一间房，住了大半年。办公室呢，还几经周折，才在这里安下身来。

住宿不容易，办公也不容易。《中国书法》编辑部全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十五米左右，五个人办公。一开始，我和刘艺先生占一间，后来加了权希军共三人。直到书协机关搬到团结湖以后，《中国书法》才稍微宽敞点了。《中国书法》当时都是几个年青人，梁扬刚从人大中文系毕业不久，章巧珍从北京出版社校对科调来、于曙光从法制报广告部调来，我又从首都博物馆陈列部借调来刘恒，大部份人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但办好事的信念很坚定。创办刊物几乎白手起家，期间经常加班，在文联那座二层小平房过道上经常显得吵吵嚷嚷的。文联办公厅行政处就作了一规定，下班后必须离开办公室，要加班的只能加到8点钟。我们很奇怪，堂堂中央机关，建立规章制度怎么会禁止人加班呀？嘿，这里就怪，不许加班！八点以后，要加班也只有回到《红旗》杂志招待所我那间地下室客房了。地下室在地下十几米，是“备战备荒”时的防空洞。那里的通风很差，到半夜还要停止一段时间。往往工作到十二点时，我的头就开始发晕，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因为缺氧。文联办公室星期天是要锁门的，也进不去。有时给值班守门的求情，才偷偷放我进去办公。这种作息制度坚持了好几年。那个时候，我心里多急啊，创办杂志，跑批出版社，办中青展，住的地方不安定，连办公的地方也不安定。

事情发展到更为离谱的是，有一天刚六点过，我与摄影编辑王彦、会计徐松华就在这间办会室里商量工作，那个值夜班的大汉就敲门来了，叫我们离开办公室，他要锁大门了。这是一个文联的老司机，十分魁梧粗壮，他气势汹汹地对我们发话，徐会计连忙堆笑着说：“不是没到八点吗，怎么要关门？”“今天是星期六，现在就关门，快走！”我很生气，迎上前去分辩说：“我们还有点事再待会。”“下班了，还有什么事，还办什么公，快走，我要锁门了！”我生气了：“我今天偏不走，你把我怎么样？”“好，你等着！”大汉说着咚咚咚跑回他的值班室，然后抡起一根大钢竿棍就直扑过来，“我捅你！”说时迟，那时快，徐会计见势不好把我往门里一推，反身把门关上了，王彦连忙打开窗户，叫我翻窗而逃。我说我堂堂正正国家干部，岂能惧怕这个莽汉跳窗而逃？说着就要开门去迎那大汉。大汉已经到了门前，大声叫骂着：“妈的，开门！开门！”徐会计、王彦用力拉住我，不让我开门。“嗵！嗵！”那扇木头门在巨响中被那大汉用钢竿捅了两个窟窿。我气得在办公室里两眼冒火，说不出话来。我查阅电话号码簿给文联党组副书记杨澧同志打电话，杨副书记说他不分管办公厅，让我打给露菲，我给露菲同志打电话，没人接。结果还是徐会计拨通了陆石同志的电话。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门外大汉停止了谩骂去接电话，电话接了以后，门外安静了。一会儿，陆石同志来电话了：“我已经给任师付说好了，你们赶快走吧，避免矛盾冲突！”

当我们安全撤离办公室后，王彦说，这些人还是要买陆老的面子。当然我们心里知道，这位任师付与我们素昧平生，无寃无仇，如此对我，他的背后有人在指挥。不过，陆石同志是“文革”后到文联的第一任秘书长，任师付还给他开过车，比这幕后指挥者的地位高一些，也更有人缘吧。回到“八方斋”家，家里人看见我脸色青白，知道又出什么事了。我愤愤地诉说屈辱，“华北之大，竟放不下我的一张书桌！”还借用了这句话来解嘲。我母亲刚从成都来看我们，住在我们临时借的房子里，吓得浑身发抖直擦眼泪。第二天，她老人家把我叫到一边，悄声说：“正成，咱们还是回四川吧，别在这里呆了！”我那时气己消了，开了一句玩笑：“你不是爱看川戏吗？唱戏有个窍门，叫武戏文唱，文戏武唱嘛。你老放心，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我看过厉惠良的挑滑车、长板坡、汉津口，几乎都在唱，武打很少。告庙、秋江、画梅花这些文戏，演员累得很。直到九十年代中，我搬离那间办公室之前，门上被捅开的两个窟窿依然存在，无人来修补，一直留在那里，似乎是警告我的一个惊叹号。

2OO3年5月l8日于松竹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