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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青年硬笔书法家批评之三——余中元 熊志凌
● 李金河

当一个人的笔技提高到一定层次时,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审视一代、一派、乃至一家书风的高度时,当我们撇开在世书家身上的种种光环而零距离直面艺术时,我们最关心、最需要、最渴求的是什么?——是饱含艺术高度和精神追求的“风格”。江苏余中元硬书明显胎息于毛书,而且极力倡导“硬笔书法毛笔化”,而毛书则明显根植于“二王”帖派系统。多年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和教学经验积累,使之于帖系书法优雅层面的技法谙熟于心与手。如果我们将余书放置在历史的大舞台中来观照的话,就不难感到:余中元的软硬笔书法(主攻行草书)沾染上了很浓重的俗气。而且这种俗气是古来所习“二王”书法不太成功者的通病:甜媚、少骨。如果我们通览一下其风格变化不大的软硬作品,可以感觉到其点线无懈可击,但用笔的机械、字态造型的统一贫乏以及骨力欠缺所产生的绵软气,难以遥接“二王”之萧散雅逸之姿。此书格颇类近代之马公愚、邓散木,质胜而韵乏。回归宗法“二王”当然不错,问题是当我们回归宗法的仅仅是“二王”的笔技并将之机械化、程式化训练之后,再回头看此类作者仅就技法而言也仅仅是有限地继承“二王”的小巧、细腻的东西,是十分概念化和有限量地吸收:王书字态的多变、笔画的随势细微变化这些流动鲜活的东西都被程式化了。再深一层讲,充满精神力量和萧散意趣的王书气韵、神采我们得到了几分呢?唯技法论,我们的上一代书家邓散木、马公愚、潘伯鹰、沈尹默等的失败历史早已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而白焦为什么得到后人认可?得晋韵耳。故当代人有时为了追求短时效应,大讲内功,而当你的内功有一个相当的高度时,书外功——气质、学养、襟抱的提升和培养是决定能否由技入道的关捩。

另外,教师这个行业“职业病”之一就是长期重复操练一定范围内的技巧,很多人极易僵化、概念化,这种训练一旦十余年不断地乏味讲述和重复,那么不警醒者或者你的创作和教学到处都博得一片掌声的时话,情况就会更糟,就极易在内心深处固定下来,不愿尝试不成熟或未知领域的笔技,久之,就慢慢消耗掉身体内活跃的创新思维。这对于像余中元这样非常有潜力的书家而言无异于艺术上的自杀。刘文华谈创作时讲:“最忌讳的是盲目,最可怜的是肤浅,最可怕的是自我陶醉”。“误读”和“浅读”“二王”乃学书大忌,其实精神层面的宗法和吸取更为重要,多读书,不要小看理论的作用。

而贵州熊志凌则是活学活用、头脑通化能力极强、感悟力极深的青年书家。短短几年其书便入三昧地。习书天分、观念决定着起点的层次和所能达至的高度。熊志凌明显地是宗法“二王”系统书风,但他更多地吸收了流行书风的东西。时风不是不可取,关键在于你吸收后是否能够转化为我,又是否提升了自己的艺术高度。熊志凌可贵者是对流行书风从艺术观念来理解的。其笔技并不求繁复和多变,起止自然;而结字则在一定的空间内略有夸张变形。可以用“散”和“挤”来概括之:“挤”就是一字中往往将数个点线挤压在一起,称“并笔”亦可,在视觉上形成一个醒目的“墨块”,而有些字则散之又散,故意拉大视觉空间的对比。这简率的用笔、多变的造型将一种“奇趣”和“稚趣”之美散漫开来,愈品咂愈佳。其书贵在得韵。所以熊志凌的书法并没有流行书风的张牙舞爪和燥气,与何绍基、谢无量、林散之书脉有相近处,若细心参悟当会有大成。熊志凌高人处不在“手”而在“心”。其曾言将创作过程当作抒发自我襟抱、体味快乐的过程,欣赏“智性书写”观念。那么其创作必然将“技”为“道”所用,将“技”视为奴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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