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络上由于“西泠印社入协”事件，人们认为陈振濂先生应该负主要责任，由此开始了一场大辩论，但是后来演变成批判陈振濂先生为“水货教授”的口水战。笔者认为这些评价是不符合事实的诬蔑。“爱屋及乌”是不对的，但是，“水桶效应”式的一点不适而攻击其余的做法也不对。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高校内确实有许多“南郭先生”，不要说有思想或水平高低，就是严谨的学风在这些所谓的教授、博导的行为中都无法体现，剽窃、抄袭等不劳而获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确实对学术研究形象有很大的伤害，这些人必须受到道德和社会的严厉谴责！但是，如果出于某种目的对一些确实有思想、有成果的学术研究者，进行恶意诬蔑，这也是对学术研究不尊重的恶劣行径，严重干扰人们对学术进步的认识。从维护学术研究的尊严角度，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那些不道德不学术的现象进行坚决谴责，同时对那些恶意诬蔑贬低他人的行为也要给予谴责。剽窃和恶意诬蔑都是对他人劳动的不尊重，是对学术研究的亵渎，我想时间是检验真理和谎言的最好手段，当今后这些不道德行为被人们所认识，那么最终是对这些不道德者自身人格不尊重。

用事实说话，是我们研究印学史的宗旨，其他学科我不知道，但是就陈振濂先生在印学史的研究中的贡献，我认为不可能也绝不会是什么“水货教授”。

我接触陈振濂先生的文章是在八四年西泠印社八十周年论文集《印学论丛》中，此文集收录了他八三年写的《宋代文人印章的崛起及其表现》。当时人们对宋代文人印章认识较少，基本认识基本上都停留在“九叠”官印上时，此文能从艺术研究的角度撇开官印，从史料文献中取寻找“印章在宋代究竟有都少比较纯粹的艺术追求痕迹”，并对其存在的状况以及对篆刻史发展的影响进行较深入的研究，这种敢于打破前人定论，从史料文献入手，采铜于山，通过实证来建立新的认识，本身就是“乾嘉学派”实事求是原则的表现。

在史料收集方面，现在看来虽然由于八十年代资料匮乏的客观条件限制，一些史料不是那么充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陈振濂先生当年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广泛查阅的史料，范围涉及面较广，所采集到了许多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和实物图版，可以说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没有几年的“冷板凳”功夫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从宋代文人书画作品中寻找文人用印的踪迹，结合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为佐证，论证了宋代文人用印和赏印是印章从实用到艺术功能转换的重要环节。并在此基础上用实物来辨明宋人尚意趣的书法审美观在文人用印中也有所体现，并注意到了除篆字书写正确以外的造型美。以文献记载和书画用印种类、内容、功效为证，论证了宋代文人书画家是欣赏篆刻艺术的主体，他们将金石、文学、小学、书法、绘画鉴赏等方面的知识带入篆刻创作，大大丰富了印章的文化含金量。延展沙孟海先生对米芾可能会刻印的推断，认为宋代存在文人篆刻家是很有可能的。由此而论定，九叠官印形式不是宋代印学成就的代表，被前人认定为“印学发展黑暗时期”的宋代，其实蕴藏着明显的艺术追求和文化积淀。

陈振濂先生的这篇文章，最让我感到兴奋的是他研究篆刻艺术发展的角度，他是从和篆刻相关联的书画、金石、小学等等方面入手，从相同中辨差异、从不同中找关系，这种不迷信前人旧说，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是一个好的学术研究者所具备的。这些都给我们后来研究者有很多有益的启发和帮助。

时代前进了，社会文明进程有了明显变化，我们现在搞研究的学术环境大有改善，特别是在史料查找方面，公用图书馆除古籍善本公开借阅、四库系列的五大丛书编辑整理，并已经在阅览室开架阅读，这是八十年代人不敢想象的。我在前几年也开始对宋元文人篆刻的史料文献进行过部分查寻和梳理，但是，所得出的结果几乎和陈振濂先生十几年前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事实胜于雄辩，我想相对于今天一些人的研究水平来说，陈振濂应该高出他们很多，至少他是从严谨的实证考据中走过来的。像这样的“水货教授”我看太少了。

当然，我不是说陈振濂先生的研究就一定没有错，或者有错就不能批判。任何搞学术研究的人都会有错，任何有错的认识和观念都应该批判。学术观点的争鸣是必要的，对错误认识和观念毫不留情的批判也是必要的，但是绝不是人身攻击和谩骂，更何况争鸣和批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对持错误观点人的人格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简单的尊重他人，应该是对学术研究尊严的尊重、是对文化传统和发展的尊重、是对自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