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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吉平《“智性书写”和贾平凹书法》一文的看法
● 王为国

杨吉平先生《“智性书写”和贾平凹书法》,—文(见2001年第36期《书法导报》),站在“很高的高度”上,以其少见的“学术魄力”审视了近期兴起书坛的“智性书写”群体。也许,杨先生曾经有过精彩论文,否则他不会获什么奖。但这一回,杨先生却错了,几乎全错了。如谓不信,众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采。

错误之一——主观武断

杨先生在文中说:“对‘智性书写’我认为与当代许多青年书家提出过的口号没有多大差异,或曰大同小异。”又说:“我不知道‘智性书写,的‘智’意义何指,但知道贾平凹先生对‘智性书写’的看法是非常‘智性,。”既然杨先生不知道“智性”的“智”字意义何在,怎么能得出“我认为与当代青年书家提出的口号没有多大差异”的结论呢?“提出过的口号”又是指哪些“口号”呢?看来杨先生对“智性书写”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关于“智性书写”,文艺评论家沈奇先生称其为“未来文化史上的一次文化事件”,因为它是国内理论界与创作界的第一次共谋行动。作为批评,“智性书写”的理论家们不是如同以往那样跟在批评的背后写“总结”;作为创作,“智性书写”的参与书家因有了理论的桥梁而走得更加有力。因此,沈奇又概括“智性书写”为“脱序、重构、板块、呈现”八个字。八字虽少,却道出了“智性书写”的关键,此一吃紧处,限于篇幅木再展开。

错误之二——以偏概全

贾平凹在充分肯定“智性书写”双年展的前提下,也对:智性书写”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批评。这也就是杨吉平先生文中认为的“非常智性”的看法。但是,杨先生却把此当作贾氏对于“智性书写”双年展的全部意见倾泼给当下书坛,这就不免一叶障目了。杨先生如此行文不禁让我想起1967年北京石油学院“红代会”编选的鲁迅语录一事,他们在文中把1923年鲁迅致孙伏园的一封信中的片言只语收录进来。鲁迅这几句话只针对当时一个叫钟孟公的人而发,此人对《晨报》开展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满呼吁停发。鲁迅认为钟的言论太旧,劝孙伏园将讨论继续下去。编选者完全不顾这一具体的背景,把鲁迅的话当成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来使用。这几句话是“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里被“揭”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知识分子,成为对知识分子进行揭批的鼓动性语录。真可谓。活学活用”。杨氏引贾之言当作如是观。

错误之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 www.yingbishufa.com

杨文中说:“‘智性书写’展显然是为积极介入全国书坛,这便是‘应和了全国风气’原因所在。事实上,中国书法的现状是打着张场个性的旗号,走着泯灭个性的路子。”这里对“智性书写”的作者的所谓“积极介入全国书坛”,想陈述;—些事实;据笔者统计,“智性书写”双年展的节家中,有93%已多次参加书协举办的全国展、全国中青展或单项(正书、行草,扇面、楹联)展。其代表人物薛养贤除人展外,并获“全国第二届楹联书法展铜奖”、“全国第一届扇面书法大展银奖”、“全国七届中青展提名奖”、“全国八届中青展二等奖”,他们已经是“介入全国书坛”多时了。杨先生对中国书坛现状的评论,不知是否把山西包括在内。我想山西是逃不过杨先生这种“随意化批评”的。山西的书家和全国的各种展览的评委们会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这种“虚无主义”的分析,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错误之四——“民族”与“地域”的混淆

杨先生文中还说,“要介入当代书坛,也只能向‘书法艺术阵营’靠拢。显然,这种自动靠拢是以牺牲本土文化特征为代价的”。这里杨先生犯了一个小小的概念性错误,所谓“本土文化”是相对于外民族文化而言的,书法属中国的本土文化,中国书法艺术不存在“本土文化”的差异,只有“地域书风”之不同,何有“牺牲”“代价”之虑。

错误之五——“屈从”还是重建 www.yingbishufa.com

杨先生最后说:“当我们冷静反思,就会发现‘智性书写’对自己的定位与其说是——种努力,不如说是一种屈从。”“智性书写”这一学术口号,是不带有地域思想的,它的二个重要思想是“追求原创,即相对于流行的匠体粗俗的复制的缺乏原创的写实性书写”。“智性书写;把自己的书法创作观念向着诗性原创性的写意式书法转变,其目的就是使书法艺术与学术有一种非功利的目标与行为原则。提出“双年展”——即每两年举办一届展览,就是为了保证“智性书写”学术主题的延续性、深入性,它本身也只是——种向着艺术至境的过渡状态与阶段,不存在“屈从”什么,迎合什么。

摘自《书法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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