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土情结与中国立场

王岳川：正成先生这次《岷峨行》在四川成都展出，从小的方面看，这只是他众多展出当中的一次，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却有不寻常的意义。我本人作为他理论的阅读者、思路的理解者，我认为他首先具有了乡土情结。唐僧去西天取经，成了正果。而今天不少人到西方“学习”结果成了“舍身”。经没取到，本土思想也不见了，形成了中国思想的不断流失的局面。现在中国一些大学的学术含金量逐渐减少，中国思想家创作的原创性和思想的原创性也在流失。流失的一个原因，是某些学者过分向往西方的一些东西，不再对本土的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和挖掘，不再对本土文化和艺术的延伸再思考、再创作、再提高、再提纯，而是惟西方马首是瞻。在这种全球化大语境下，正成先生却回到家乡，将他在京城二十年来的书法成绩通过几十幅书法精品向家乡父老汇报，这是相当朴实而可贵的。

在乡土情结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立场”。学术界有个不太好的风气，往往以“他者”的眼光来衡量事物。所谓他者的眼光，即老外说好就好，说某一样东西不行，好像我们就真的不行了。因此，用别人的眼光来评价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也就丧失了评判的标准、丧失了基本立场、丧失了东方的趣味，结果传统精神和艺术形态也就慢慢地变味了、流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现在世界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文化战争叫“后殖民”，它不是说再去征服土地的战争，而是语言殖民、心态殖民、文化殖民。当你受西方影响甚至全盘影响，并从内心接受它的重新塑造时，你就会成为人们所说的“假洋鬼子”。中国的传统精神的延续非常关键，一个接受了西方思想又能够坚持中国立场的人，就会慢慢地播撒自己的新思想。 www.yingbishufa.com

我认为正成先生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既是坚持了中国传统，同时他又不是孤陋寡闻、闭关守旧的人，而是具有较宽阔的视野和文化背景。在他组织和参与的一些重要书法活动与展出中，积极支持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艺术风格或艺术形式。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其作品流淌着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同时，他又强调传统不是僵死的、一动不动的东西，并非说王羲之、颜真卿、赵孟NFDD5的字就好到极点了，不能再添上新的维度，不是这样。他在具备这些传统精华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的个性和新面目。他的作品有相当多的笔法包括字法和章法都有突破。这一次，他的大部分作品也不再是大量以过去那种中堂、条幅的传统形式出现，而是出现了很多适合现代民居建筑特点的斗方幅式，这和日本书家的现代审美有共通的地方。由此，我想到另外一点，当前的一些书家受国外审美因素的影响，写一些图案化、抽象化、非汉字书法或者非书非画称为“书象”的作品，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概念艺术”或“观念艺术”。西方的观念艺术有自己的谱系。这种观念艺术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但是对书法艺术而言，则过多地背离了传统，不再是我们所说的审美感受型的书法艺术。如何把握一个度，十分关键。

刘正成：王岳川教授运用文化研究的观点来解释了我这次展览的文化意义，其中涉及到中国现实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同时也涉及到历史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关系。在这些文化的接轨中间，怎样发扬作为一个文明人的优秀传统，而且把这种传统在新的时代以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形态加以关注、加以阐释?我觉得不管是对我们的创作也好，还是书法理论研究也好，将会获得一个很高的着眼点。我的这次展览，为什么叫《岷峨行》?这主要还是一种乡土情结。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而形成他自己观点的还是建立在某一个根源性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中国，或者更具体一点就是从他的故乡开始。那么，文化的根就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乡土开始。而这种文化呢，又有一种历史的特征。刚才王教授提出一个“观念艺术”问题，观念艺术是20世纪西方艺术一个新的东西。西方艺术写实性的艺术观念、或者亚里士多德摹本学的艺术观念，都是向东方艺术学习的结果。西方学者是不承认向东方学习的，因为抽象艺术观念正是东方文化的一种精萃。比如绘画，在十九世纪以前，他们都是写实的，都是到卢浮宫去临摹绘画，像伦勃朗以前的绘画艺术都是临摹，他们的艺术高峰就是法国十九世纪那种现实主义的绘画。后来觉得照摹物像更能满足他们的创作，所以，开始从印象派绘画发展到抽象绘画、发展到整个的观念艺术，因此，观念艺术到20年代、50年代达到了一种高峰。我觉得他们也是放开眼睛看世界，到达了这么一个新的境界。

中国书法有观念艺术的成分，但是又不是纯粹的西方观念艺术。这中间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书法在八千年发展历史上或者在八千年以前就进入了抽象状态。因为文字的创造就是一种抽象，文字是一种比绘画更高级的抽象形式，而书法艺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从这开始以后，书法在八千年中间的抽象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约束使它和西方抽象艺术不一样，那就是中国有她的文字。文字字形是对我们中国书法文字抽象最大的约束，同时，这个约束也使得八千年的书法得到了积累。观念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以不苟同于它以前的审美观念作为追求，抽象艺术作品出现之后建立了它的审美标准，但同时这个审美标准也随之而消失了。书法很奇怪，八九千年不断的发展中间，其审美标准也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它一直让每一个审美经验都没有落后、都没有消失掉，相反却有一种提炼。所以，我们现代的书法，能够得以从几千年前的陶文、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行草书当中沿袭过来，并且还能使用它们。我读过王教授的《中国镜像：九十年代文化研究》，其中谈到90年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渗入，所有历史文化对当代文化的渗入，对书法的渗入，都使书法艺术没有伤到它的“根”，相反有了新的发展。最近我在绍兴兰亭作了一个演讲，讲到关于“兰亭精神”和“经典作品精神”，我们历代的文人像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赵孟NFDD5等的经典作品是我们文化的主流。民间书法也好，简牍书法也好，它们是这个主流下为“用”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既要以经典文化为“体”，又要以民间书法和简牍书法为“用”。我曾经发表文章批评康有为的书法历史观。康有为完全用碑学来解读中国的经典书法，即文人创造的书法，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回过头来说，我认为“兰亭精神”也就是一种创新精神，颜真卿对王羲之的继承是以他不同于王羲之的面目出现的，苏东坡又不同于颜真卿，颜真卿和苏东坡无疑都是王羲之最伟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所以中国书法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积累和发展的交汇点上来提出问题的。

谈到乡土问题，我认为如果书法离开了书法家的人生和生活，这种艺术肯定是伪艺术，只是一种技巧或者工匠技术，形式空洞。所以，我觉得我们当代书法要发展，最关键的是要充实它的内容，这个内容即是它的精神内容和文化内容。精神内容、文化内容正是情感内容和各种内容的结晶，或者说是升华。所以，在这次展览作品集的序言中我写到：一想到四川，我就必然想到李白是怎样走出四川的，杜甫又怎样到四川去的，陆游又怎样到四川，苏东坡又怎样从四川走向汴梁、走向中国。这些，必然是在具体的土地上，背离不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所有对于国家和世界问题的思考没有虚无缥缈的，它都有一个起点。反过来说，峨眉乡土的观念如果不让它在整个大文化观念中间去思考问题的话，峨眉乡土情结也不能成立，将会消失在整个文化的交融中间。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对我们发展当代书法有相当的启示。

二、地域文化与全球视野 www.yingbishufa.com

王岳川：刚才正成先生谈到了几个关键问题，而你对自己的“乡土情结”的阐释很有意思。由此，我想到中国20世纪特别是西方文化的进入之后，中国的一批学者像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都是广东一带的，还有江浙一带的学者如蔡元培等，都很了得，再有就是四川的一批学者寥平、蒙文通，包括艺术家像张大千等，他们跟江浙、广东的学者不太一样，同时四川文化(尤其是三星堆文化)跟中原文化也不太一样。

四川人多了一些旷达，多了一些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幽默感，增添了一些土得掉渣的乡土气息，还加了一点超越生死的形而上的“鬼气”。这使得四川文化在很多问题上既没有中原文化那种正统身份，也没有江浙文化那种较早地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现代气息，同时也没有广东沿海一带崇尚经商致富的商业气息。山清水秀的四川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在四川的茶馆里，没有经济目的的人悠闲的人可以海阔天空地聊上一整天，摆一个个龙门阵，而且不牵涉任何经济价格和价值问题，而双方的心情都很愉快，人们在谈话的同时得到了一种精神的升华。

我觉得今后中国的书法研究，除了大文化圈的研究，中国书法文化共性的研究以外，还有地域书法文化研究、地域书法心理特征的研究，甚至地域书法审美趣味的研究。这种研究将丰富中国书法史和文化美学理论。

另外，正成先生作为新时期二十年来书法发展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在某些方面是引导者)，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到了总结思想、阐释评价，为今后更高地攀登作准备的时候了。书法跟其他艺术不太一样，它包括几个基本问题。正如刚才正成先生所说，即书法创作、书法批评、书法史和书法理论，还有书法美学等不同研究方向。这是多方面的互相生发和良性互动的问题，不可能只埋头搞书法创作。

只抓住书法创作，没有理论批评的这种所谓“创作”是盲目的。一些实验书法坚定不移地往绝路和断路上走，留下自己的失败的墓志铭告诉人们：此路不通。这是惨痛的。反过来说，没有创作的理论家是空头理论家，很多理论文章之所以说不到位，说不到精彩的地方，正是因为缺乏创作实践造成的。另外，如果没有书法史，尤其是没有经过今天考古学科最新资料发现的书法史的研究，书法家就没有坐标，即使有理论、有创作，也仅仅是一种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充其量只是一个“书法个体户”，不是高瞻远瞩的书法文化发展战略家。我认为正成先生在这几方面都有良好的素质，他能将书法创作、书法史、包括书法的文化理论和书法批评较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具备了这些因素，同时又组织了一批提升中国书法精神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应该谈出他更多的一些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对21世纪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创作的双重自觉将具有前瞻意义。

刘正成：刚才王教授谈到文化的地域文化问题，我觉得很重要。地域观念是我们20世纪东方学术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四川老一辈学者蒙文通先生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就很有成就。这批四川的先进学者，他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地域特征。我们当代的历史学、考古学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关于中国文人的起源、发展的问题。

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中国的文化并不是仅仅将中原文化作为它的本源。由于一系列新的文化的发现，像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洪山文化的发展，说明我们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这种多元文化的发展对我们探讨中国史前历史有着重要的依据。这里，我想到了我们20世纪学术界几个重要的流派，像湖南一派、广东一派、四川一派。广东人能提出他们的重要思想，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但他们没有湖南人的实践精神，能够把理想变成现实，毛泽东就把他的思想变成了社会现实，四川人更有一种精神叫“移民精神”。四川人为什么思想活跃，既执着又幽默?就因为在清初时各个地方的人进入了四川。现在成都地区发现了一个万人坑，即是因为发生在清初的战争——“张献忠剿四川”的农民战争引起了大量人口的消失，才有了“湖广填四川”。所以，四川这个地方是一个移民的国度，各种人在这里交汇。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各个地方的人都进入了四川，形成了四川活跃的学术思想。我觉得我们近代的学者，如郭沫若、巴金等都具有开阔的文艺思想，引导了一代文化的发展，和这些不无关系。所以，当现在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时候，我们从任何一个地段都可以走向世界。我们现在已经不像苏东坡那个时代一样，必须从成都出发，经过广元、汉中，经过洛阳、西安到汴梁，或者经过长江走四川，我们从每个地方都可以进入世界。

我这次回到故乡办展览，我们互相来探讨一下当代的学术和艺术问题。我觉得，四川的文化发展，或者当我们在四川这个地方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首先就要想到的，就是我们是在为世界增添一份贡献，我们是在直接与世界的文化对话。以前指的“盆地意识”，仅仅是指四川和全国。而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家门口可能同时又是世界的某一家村落中间的某一个据点。这个据点很重要，你必须从这里出发。刚才谈到我们非常宝贵的地域文化可能将会在新的世界中间消亡，也就是说像地域关系很明确的以地域政治文化形成的学术派别、学术思想，将可能变成一种“学术思想化石”，在我们这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就很不容易被保存下来了。如果要保存这些学术思想化石，我认为应紧紧抓住这种具有名牌观念、地域观念的文化为前提来发展。所以，我非常担心我们的书法艺术归到世界文化当中会消失掉，特别是目前中国书法的美术化倾向。当然，如果不用西方的绘画观念来处理书法问题，它就不能在展厅中间显示它的魅力。反过来说，美术化观念又严重影响了它本身的伪证和历史文化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紧迫的双向问题。

正如刚才王教授谈到的，我们的文化既有一个本土文化的培养问题，同时又有一个文化输出的问题。这就是说在我们的乡土上同样也可以输出文化，一旦创作出来了，就是对世界文化的一种渗入。当然，我们文化的输出，除了文化的思想内容以外，也有形式的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既在家门口产生这种输出的中国文化精萃，同时也采取一种合适的形式，把我们的文化介绍、传播到西方去。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我们了解西方，远远超过西方人了解我们中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三、书法可持续发展与书法文化输出

王岳川：刚才讨论的问题，涉及到当代学术的前沿课题。几年前季羡林先生就提到关于中国文化的送出主义。不是人家来拿，而是我们送出去，但是我们主动送出，人家不要，对我们也很不利。因此，我认为用一个中性词“输出主义”比较好，就是源源不断输出——这是一个“文化上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太多的急功近利、太多的短期行为。“文化的可持续性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国策的问题，我认为是东西方文化共同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战略问题。我们需要弄清：中国文化哪些东西还残存着思想的碎片可以被我们整合起来？哪些残存的文物和文化形态可以被我们聚集起来？当代学者都应该用心去思考，这样方可以发掘出本土文化精髓，逐渐地生成出新文化的可能性。我们不要把中国书法搞成千人一面，而是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不可替代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又同中国整体文化的根相联系。

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发掘民族的根、发掘具体心灵的根，应尽量以不同的形式做得更完美。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将书法写好了提升了，我们才可以输出。我想，送出去不好的过时的东西，甚至已经被抛弃了的、僵化的东西，人家当然不要。如果你送出去的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东西，我就不相信我们具有乡土气息的中国书法就没有人要。所以不是“新就是好”，而是“好就是好”！

刘正成：刚才王教授谈到书法创作、书法批评、书法史研究这一系列问题，从学科结构来说，它们是相互依附存在的。熊秉明先生说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颇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或者艺术精神的。但是现在我们却面临着这种文化、艺术的阐释问题。我主要是搞书法创作的，我觉得当代中国的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对书法不仅要作为一个民间艺术来对待，更要放在中国文化艺术精神角度来研究。中国书法有它的独特性，它甚至和文学理论研究都不一样。现在的文艺批评家，不一定写小说、诗歌，也可以做一个很优秀的评论家。而书法界存在一个现实，如果没有创作的经验和对书法的倾情，往往就不能进入艺术的腹地，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密码解不开。对于艺术本身的解密与阐释，也将面临着向外输出的桥梁问题。没有现代美学对传统文化的阐释，没有现代的批评理论对书法创作的阐释，特别是对书法史发展过程中间对艺术本身的特征和发展脉络的综合性研究，那么这个艺术就很难被视为在世界文化交流中间的一个鲜活存在。像杂技技术一样，仅仅是一种技巧，不能成为真正东西文化的交流。因为我自己也做一些编辑、理论的研究，所以总觉得在这方面研究的贫乏。

季羡林先生在学者书法展开幕致词中希望大学生、研究生、中青年教授都来学习书法。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解释书法，把书法推向西方”。这可能是新世纪书法发展的一个外部问题，这个问题反过来又会促进书法自身的发展。没有很好的向外发展，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生存空间的压缩，也将会使艺术自身逐渐萎缩。

王岳川：这些学术前沿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说，书法文化输出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季羡林先生希望大批学者、大学生都来参与书法，包括让大批留学生来研究这个问题。但同时“输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新世纪中国书法可持续性发展战略问题当中最关键的一步。(您是《中国书法》杂志主编——这份刊物被季羡林先生称为中国书法界很重要的一份刊物，每期必读，我个人亦是每期必读，而且读后有很多体会。)

“输出”在中国书法界尚未形成一种整体性自觉意识。有一些人认为“输出”就是写字给外国人，把字送到外国人手上，因此通过各种关系把一些很不优秀的作品、不上层次的作品，送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但是，有些外国人也并不怎么买帐。日本有位教授说：我们只佩服王羲之、王铎，对现代中国书法有不同看法。有的日本书家还认为，日本现代书法家其中佼佼者甚多。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对中国书法史的熟悉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到故宫博物馆看珍藏的历代法书精品，同时还要到中国美术馆看现当代优秀书家的展出。因此，中国书法的输出不仅仅是书法创作作品的输出，还是书法创作者思想总结的输出。这不仅仅是作为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个人的责任。在当代中国普及了十万百万书法大军，甚至是群众书法爱好者上亿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要塑造三十位、一百位，甚至三百位当代书法大家式的人物——他们应当有精神去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审理自己创作思想当中的难点、疑点和前沿问题。

出于语言交流的原因，中国书法文化输出要用英文形式。因此，有个小建议，今后当代重要的书法家和理论家，出书时最好要有中英对照，或者中英目录、内容提要对照，使得外国学者可以更多地了解中国书法。书法文化输出的问题与中国书法外交的问题紧密相连。我认为，这个“输出”不仅整合了民间的专业团体，还整合了政府某些方面的指导思想。从这方面，我倒觉得书法外交与创作输出、理论总结输出、跨国文化组织输出是分不开的。

四、书法外交与书法国际联盟 www.yingbishufa.com

刘正成：中国的乒乓球在外交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乒乓球的振兴，影响了一代人，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振奋起了很大的作用。书法的外交，我想首先应从亚洲开始。亚洲有两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是密切相联的。他们有很多的书家都把中国作为他们书法的宗主国。他们也面临一个西方文化侵入的问题。日本在明治时代，全面学习西方，不满足东方文化，现在他们开始觉醒到东方文化的重要性。在国际竞争中间，文化竞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怎样保持东方民族的特殊性?韩国也非常矛盾，一段时间是尽量压缩汉字，最近又提出尽量增加汉字，不断对汉字的问题发生争议。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也提出要统一中、日、韩三国的汉字使用。他们所有的外交、所有的文化都是站在东方文化的基础上，所以他们非常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现在美国的财政收入，第一项是金融，第二项便是文化输出，我们非常高兴去看好莱坞的大片。

王岳川：据最新资料，美国的文化产业（包括网络在内）已经首次超过金融界。 www.yingbishufa.com

刘正成：文化产业超过金融占第一位表明它的电影、音乐、网络，它的文化、思想观念在影响整个世界。日本、韩国为什么也非常注意它的民族问题呢?就是民族思想、文化将直接影响政治、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由此，我想到文化怎样输出这一问题。如果文化本身不发达，就谈不上输出。中国的足球本身还踢得不好，怎么去输出足球观念呢?乒乓球打得好，中国就向世界上输出乒乓球教练。如果中国没有高深的书法艺术，它就不会更好地引起世界的注意。首先，我们要引起日本、韩国的注意，让他们感觉到中国书法的发展值得学习。所以，我们在考虑输出的同时，也必须想到自身内在发展的问题。只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才谈得上输出。就像装在杯子里面的水，半杯水是溢不出来的，只有装满了的时候，它才会流向别的地方去。所以中国书法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条件。当代中国的书法正处在“满”与“溢出”的阶段，又是在全球化进程和民族文化消融在世界化原则中间的关键时刻。中国有句古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一再讨论全球化问题，就是要看中国传统文化在这关键时候，应该何去何从?

王岳川：书法外交问题确实是当代书法界的一个难题，而且也是属于中国艺术当中独一门的书法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几年前，新加坡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国际书法联盟”。中国不久也可能建立，因为中国是一个书法大国，历史渊远流长。日本有一段时间废除汉字、减少汉字，但是后来发现很困难。中国其实在三四十年代也有一批学者提出废除汉字。韩国也是这样，经过大半个世纪以后，发现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把中、日、韩称为“筷子文化圈”，我认为应该是“汉字文化圈”。吃饭的筷子可以变成刀叉，它只是一个运作的问题，它不会进入神经、进入身体，化成我们的血肉。汉字则可以进入思维、血脉和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可以不用筷子用刀叉，但是不可以废除汉字。历史证明，离开了汉字，中国文化仅仅两代人就中断了；韩国很多思想包括名字的叫法都不太清楚；日本的片假名，在写一个名字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许多歧义，因为它的名字用汉字表达时是浓缩了的意象。因此，强调汉字文化圈的中心地位，在东西方互动并重新“发现东方”的新世纪尤为重要。

您作为中国书协副秘书长，应更有精神自觉和前沿意识来推进汉字文化圈。现在有学者提出：“汉语学界”。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说汉语的中国人，二是用汉字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一切人(包括海外汉学家和中国人)；三是用英语来研究汉语文化者，四是在跨国文化交流者和奔走于中国山川江河之上的旅游者。这样就把本国人和周边汉语圈的人，甚至把说洋文的老外，都纳入到汉语文化圈中。其实，我觉得汉语文化圈要更大，应该像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提出的“文化中国”。这样输出就可能是一波几浪的持续化过程，最初在周边的汉语文化圈中，然后再逐步扩大到欧美文化圈里。在具体操作方面，我相信您可能有许多新见解。

刘正成：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一种紧迫的现实。我们有输出文化的要求，实际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他们也有要求联络交流的愿望。日本、韩国包括欧美国家的学者，他们都觉得研究中国的汉字文化、中国的书法还是在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振臂一呼把他们联络起来。当然在日本、韩国有许多汉字文化的学者，很有成就，但是在逐渐减少。我曾多次拜望日本刚刚去世的著名汉学家中田勇次郎先生，他对我说他很孤独，他写的书没有人读。我在香港拜访饶宗颐先生的时候，他也对我如是说。现实的社会使得这些研究汉文化的重要学者们有孤独感，表明文化的联络非常重要。我一再提出：不要等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以后，再去考虑文化问题。我们必须把文化和政治、经济同步发展，同步推向一个大的格局。如果我们站在西部思想，站在四川这个角度，从开始起步的时候就要想到文化的外交问题。——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点进行建设的时候，都要把文化作为它的主要建设内容。不能在政治、经济高度发达以后再去解决文化问题。但是，文化问题是不是被所有人所关注，特别是文化界本身的世界文化交流或者文化输出的自觉性是不是迫切?我觉得这还是需要再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王岳川：书法外交不仅具有跨意识形态性、跨文化冲突性，还有跨国的文化凝聚力，它的含义很丰富。由此我想到一个流行于中国的话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其实，“文化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属于“精神再生产”的生产力。如果把文化看成仅仅属于一个不具重大含金量的问题，我想可能将会为这个错误判断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书法家的脚跟要坚定地站在乡土中国之上。我们是从家乡走出来，看了世界的丰富多姿，又回到家乡；我们双脚站在大地上，双眼却看着云天，看着这个世界的明天。因此，当代中国书法应该有一种精神自觉，而且一流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应该自觉组合起来，把自己个人的力量和民间力量，或是具有某些乡土气息的力量整合起来，对中国书法新世纪前十年的发展做出总结、开拓，而且要“求大同、存小异”。要抛弃一般性的生存策略生存伦理，走向更高的精神伦理，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输出去而尽力。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如果中国文化不走出去，将会在全球化趋势下逐渐萎缩。走出去就会“知耻近乎勇”，就会奋起总结自己，给这棵树施肥而逐渐成为参天大树。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一流书家就只会关注属于自己琐屑的生存问题，二三流书家可能就出现模仿一流书家的情况，这样中国书法的再生产就可能出现问题——不是一种可持续性发展，而变成了书法文化、书法理论、书法创作的一种中断。我们的工作就是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刘正成：今天已经谈得不少了。最后，回到我的书法艺术创作上来。这次带着作品回故乡展出，主要还是学习、研讨，我也希望王教授和其他文化学者能对我的书法提出批评，让我有所教益。我觉得要使生命之树长青、艺术创作长青，最重要的是要让它获得一些生命的动力。最熟悉我的人，会更深刻地了解我的艺术作品，找出它的得失。艺术的批评是艺术发展最重要的催化剂，理论和创作更多的交融不仅会促进艺术的发展，同时也让理论得到更多的生存活力。所以，我非常希望我的艺术创作，能引起文艺理论界学者的一些探讨，对我的创作有一些客观的推动和促进。 www.yingbishu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