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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笔书法的文化支撑
● 马海宁

毫无疑问,现时中国硬笔书法较之初始期无疑是成熟了,场面也日渐扩大了,然而较之这一现象而出现的学术理论却明显的要小一些,理论建构及其权威性则显得匮乏和薄弱。这直接影响着中国硬笔书法的生存和发展,尽管硬笔书法还未得到完全意义上的理解和认可。然而所幸的是人们正视和呼唤硬笔书法理论崛起的强烈愿望却从未减弱过,并且越发激切地意识到中国硬笔书法已成为当代中国书法主流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硬笔书法从一诞生起就在艰难中跋涉,并受着以实用为目的意识的冲刷。1926年梁启超先生在其《书法指导》演讲稿中说:“美术,世界所公认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外国人写字亦有好坏的区别,但是以写字作为美术看待,可以说绝对没有。因为所用工具不同。用毛笔可以讲美术,用钢笔、铅笔,只能讲便利。”(《中国书法》98第5期)这可以说是最早对硬笔书法的阐述,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梁氏对硬笔书法的态度一开始就不是以怀疑和反思为起点的,尽管科学的发明创造成为硬笔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变迁的推动力量,这当然有硬笔存在的历史原因。现在看来,一味埋怨与真正意义上的硬笔书法本身并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这一现象的出现至少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硬笔写字——硬笔书法——硬笔书法学术理论之间似乎是互不相干的。及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陈公哲《一笔行书钢笔千字文》,黄若舟《通书》,四十年代出版的《邓散木白蕉钢笔字范》,五十年代出版的沈子善《钢笔字的写法和练习》等均以实用为目的,并无理论方面的详尽阐释,这与当时钢笔等硬笔未成为全民统一的书写工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对硬笔书法的专门论述未曾有过,当然也无从延伸和扩展。梁氏等同时由于只看到硬笔书法实际书写的实践层面,未将硬笔书法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联系加以正视,因而乃至以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硬笔书法未能上升到艺术的范畴上来。

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始,硬笔书法理论研究有了喜人的发展,明显地在研究层面和深度上有所跨越,然而所折射出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硬笔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主题。对硬笔书法的界定不能离开现时的文化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去谈硬笔书法,那将是毫无意义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所能了解的只限于这一现象,这种现实性构成了硬笔书法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本质,除此以外,我们尚不具备别的概念。

当我们注意到庞大的书法机群似乎丢掉了一个非常切合现实本质的东西——硬笔书法便被我们拾拣起来并为之作出阐释时,硬笔书法却始终在冷淡和贬视中繁衍着,在视而不见和近乎骂杀中生存着,问题何在?

无疑硬笔书法从一开始研究的焦点和核心就是针对毛笔书法的,但这种方法极易引起我们的误解,纵然我们一再辛苦地解释着,但硬笔书法本身却有很多值得我们推敲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知道硬笔书法所产生的艺术效果,那是因为硬笔书法与大背景下的书法文化是相吻合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然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我们在检视我们已有的理论时发现我们的解释往往还是显得困难的。硬笔的存在与硬笔书法本身特质的存在是相一致的,其所产生的独特艺术效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一旦我们所做的努力越出这种特定的基本结构并且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和气度时,我们的硬笔书法便是对毛笔书法的刻意模仿(或曰毛笔化硬笔书法),也就是说,一旦硬笔书法表现出的是一种与硬笔实际存在不相一致的气度、形式、特质和风貌时,它已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硬笔书法,相反只是毛笔书法的变相而已,这与硬笔书法本身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识是相去甚远的。由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始终在书法这一较小的圈子中做着诠释,也就是说我们对硬笔书法及其价值把握并未从整个大文化背景中分离出来,因而也就不能将硬笔书法返还到整个大文化中,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硬笔书法在文化背景层面的浮游,因而其所独具的本质色彩、精神气度便丧失殆尽,对于其内涵的忽略正是硬笔书法所拒于门外的。

很显然,我们的结论是,只有充分地揭示硬笔书法的体系建构和时代特征,消除书法生存和发展中透射出的对硬笔书法的相应规范和限制,才有可能重新审视硬笔书法的发展历史,并以此阐明特定硬笔书法艺术及其文化境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硬”为前提可以引发出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

其次,应当强调的是,对于硬笔书法的研究不应单纯理解成是对硬书作品或工具、技法的研究,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对其他艺术加以重读和理解,以此来补正我们的偏差和不足。因为硬笔书法创作本身不仅是硬笔书法艺术的确认,同时也是对其所产生的文化现象的确认-,关照一切与硬笔书法相关的所有艺术现象进而反思硬笔书法。除此以外。还应有意识地自觉地接纳可以为硬笔书法借鉴的观点和方法,从而支撑起我们的研究。

再进步说,由于硬笔书法本身必然地从属和依附于书法乃至大文化背景中,因而其在大文化背景的压力下所具有的创造性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性意义,其所具有的创作意识和创造力在目前仍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我们不妨说,在我们进行硬笔书法创作过程中我们所探寻的创作意义是什么?是否在于创作的整个过程?我们可否给硬笔书法的文化价值找出更宽泛且恰当的理由?这些价值是否必然地构成了中国硬笔书法艺术?阻碍硬笔书法发展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变与硬笔书法相关的处境、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且使人们普遍意识到将艺术乃至社会对硬笔书法的忽略和贬视联系起来的重要性?等等。

可以说,对硬笔书法的研究要突破“硬”性的制约。我们既要对其自身的欠缺和不足做必要的反思和冲击外,还要善于营造和开创一种崭新的视觉文化领域和文化品格。

无庸讳言,从硬笔诞生(实用目的)——硬笔书法(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硬笔书法的文化苦旅。硬笔书法在经历着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大痛苦大思考,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其应达到的高度,相反,对我们的不足和指责倒是早有耳闻了(譬如硬笔没有书法;实用书写几乎被硬笔所代替;硬笔书法的纯艺术准艺术等等),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硬笔书法发展的步伐,反而会使我们更理性地产生改变这种境况的愿望:中国硬笔书法及其理论研究一定能真正完善起来。

原载《中国钢笔书法》杂志200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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