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在书法上成就斐然。观鲁迅先生的硬笔书迹，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其风格质朴然，大方劲健，线条造型含蓄丰富；具有典雅的大家风范，而他的硬笔书法特色，与他的文化人格是分不开的，与他自觉追求新文化是和谐统一的。

郭沫若先生曾经在《鲁迅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郭老的评价是中肯而切实的。鲁迅先生曾经整理、搜集，两汉六朝碑版、砖文、画像数百种，临摹研习，融于笔端。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占有地位的。鲁迅先生自己曾经在《呐喊自序》中说：“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人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地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先生一生遗墨以行书为主，其行书比其师章太炎更为简劲、沉雄，令后人洞见其不附不阿之个性和胸中勃然不可磨灭之浩气。他在仿徨无寄时，寄情于翰墨，融情于笔端。即使在以后许多年里，鲁迅从未放下过手中钟爱的毛笔。他用这支传统文化载体的毛笔。写出了大量的传播新文化的时文。而在那特定的文化转型期，旧文化和新文化激烈的争战，旧思想与新思想在不断地交锋，鲁迅先生用他那深邃的具有超凡洞察力的眼睛去审视这个世界，同时他也接受着新的文化载体带来的新的生命。鲁迅先生曾极力倡导钢笔的作用，他说钢笔“使用者的多，原因还是在便当。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如果说这提议是笑话，那么，劝学生改用毛笔呢？……所以与其劝人莫用墨水和钢笔，倒不如自己来造墨水和钢笔，但必须造得好”。他身体力行，留下一些很有价值的钢笔书法艺术品，观察鲁迅先生的钢笔书法，具有极其特别的艺术品味。

鲁迅先生的硬笔书法艺术，因其受到传统毛笔书法艺术的滋养，在其审美风格上，具有朴茂自然、劲健大方的品格，可以看出在他的钢笔书迹中，明显有北碑的古拙劲健，又有宋人书迹的洒脱与超法。唐代皇甫（氵是）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醋，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无意失之也，乃自然也。”苏轼也曾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草。”鲁迅先生的国学功底及书法功底厚，又时时能吸取新鲜气息，其字之品格自然高人一筹。在线条造型上，鲁迅先生的硬笔书迹是疾中带涩，在迅捷的线条走势中蕴含了丰富的内容，简捷而不单调，直率而不薄削，笔画的提按变化非常轻微，表现的是独特的运用钢笔的特点。线条蕴含蓄于直露，耐人寻味。他在结字上多取圆势，字显得圆劲鲜活，舒展大方，富有朴拙之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讲，“势”是乘利而制。“如机发失真，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然；方者短形，其势也自安”。在鲁迅先生的硬笔书迹中，方形、圆形、随形之字随意可见，没有一丝矫揉造作之感，一任放手写去，因字立形，奇正相生，表现出一种质纯质朴之美。大部分字迹通篇字距适当，行距宽松，显得十分平和，没有一点悍气、霸气，表现出平和典雅的大家风范。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丹纳曾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鲁迅先生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艺术品，与他的人格精神、文化品格是分不开的。

鲁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在任何时候，他总能站在为新文化服务的高度去鸟瞰这个世界，总是让后人感到高山仰止。他用钢笔、擅书法绝不是他的目的，他常常要把新文化精神借新文化载体表现，虽然他也常常用毛笔、墨这样的传统文化的物态载体，但却轰轰烈烈地转换着文化精神。余秋雨先生在《笔墨祭》中说：“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士披里纯’。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其实，当时在意的人是很多的，究其实质，在意的并不是小小的毛笔，而是与之相应的传统文化。鲁迅先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这是一种文人的文化人格选择，他说“洋笔墨的用不用，要看我们的闲不闲。我自己是先在私熟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笔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活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墨中，而墨水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然而这办法却是没有好结果的，不是无效，就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他选择了这省时间省力的钢笔为传播工具，也选择了新的文化为传播对象，也就选择了新的文化人格。

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品格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经融化于本民族的生存行为之中，它可以有变化，但要从根本上变革是十分艰难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权，但不能一下打翻人们认同的固有传统，包括做为传统文化的载体。鲁迅对这种文化人格的选择体会深刻。清代末年科举的废除，否定和拒绝了鲁迅先生对旧传统文化的选择，他也拒绝了这一文化系统，成了它的反叛者。在新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寻找新的位置。因而，他成了启蒙者，在这寻找与启蒙的路程中，鲁迅先生完成了从器物到精神的选择。他不但选择了新文化载体。而且选择了科学的方法和精神。

原载《中国钢笔书法》200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