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家的新近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硬笔与近现代钢笔存有渊源关系，早在19世纪西方钢笔发明之前，中国人就已开始使用一种笔舌劈缝、呈双瓣合尖状的木质笔。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米兰遗址中发现了三枝双瓣合尖芦管笔（约公元3世纪），197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武威张义堡遗址中发现三枝双瓣合尖竹管笔（约公元12世纪），从笔舌形制和原理上看，这种笔已开近现代钢笔之先河。 图一：1972年在甘肃武威张义堡遗址中发现的双瓣合尖竹管笔。

　　敦煌硬笔写本研究改写中国书法史　

经过多年整理和研究，敦煌学家们日前提出，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两万多页硬笔写本，以“实物”推翻了中国古代没有硬笔书法的旧说，打破了毛笔书法“一统天下”的中国书法旧史观。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李正宇说：“敦煌硬笔写本的发现和研究，无可置疑地证明了硬笔书写在中国古代实用领域的存在和流行，填补了中国硬笔书法史上的大块空白，彻底否定了数十年来那种以为中国硬笔书法起于鸦片战争的旧说，把中国硬笔书法史提前了两千年。”

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箓的一个无意发现震惊了世界，约5万件敦煌遗书的破土而出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一段尘封的历史。100年来，敦煌学欣欣向荣，在这之中，一朵小小的奇葩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敦煌硬笔写本研究。

据了解，目前发现和已鉴别出的敦煌硬笔写本达到了2万多页，多为纸本，也有绢本；有汉文，也有佉卢文、粟特、梵文、突厥、于阗、吐蕃、回鹘、西夏等十多种古民族文字；书写内容涉及文学作品、契卷书信、经帖杂文和佛经；使用书体包括硬笔楷书、行书、行草和草书。

李正宇说，这批硬笔写本主要出自敦煌藏经洞，也有近百年来莫高窟其它洞窟、佛塔、烽燧遗址的陆续发现，从笔画造形看，敦煌硬笔写本字体平整，粗细均匀，富有现代硬笔书法“线”感，没有毛笔书写顿笔、回峰、肥瘦结合、点面相间等“面”的特征，“显然是用竹、木、骨、角等材料削制的硬笔蘸墨写成”。
　　硬笔在敦煌写本中的使用，历经中国汉、唐、宋、元诸朝，绵延了一千二百多年。现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李峤杂咏》是目前敦煌发现的最早汉文硬笔写本，书写年代在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779）；英国人斯坦因从敦煌烽燧遗址中拿走的佉卢文绢书是一件更为久远的硬笔作品，书写年代约在西汉末期的公元1世纪；收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的《俱舍论颂》是敦煌目前发现最晚的汉文硬笔写本，书写年代约在公元13世纪的元代。

学者们指出，敦煌硬笔写本研究，掀开了中国书法史研究的新纪元。庞中华、周圣尊、孙敦秀、王希农等中国书法界、书法界的知名人士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他们敦煌硬笔研究是“填补中国书法史空白的一大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硬笔书法发展历史的折光”，对“研究中国汉字硬笔书法学很有指导意义”。
　　由于历史上战火、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破坏，从目前的状况看，中国其它地方的古代纸帛类硬笔文书几乎散失殆尽，唯独敦煌硬笔写本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侯环境保存了下来。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敦煌硬笔写本在以“实物”改写中国书法史的同时，让人们从“敦煌”这扇窗户看到了一个从未发现的世界：中国硬笔书法并非只有百十年的历程，中国古代书法也非毛笔一统天下。

　　硬笔书法：中国书法的源头

中国传统文人墨客的习惯认识是：“自有墨迹以来，汉字就用毛笔书写。”这种观念代代相传，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书唯毛笔”的固念，以致大多数学者认为，除了刀笔直接刻画之外，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以及商周金文和碑刻、简牍等文字，都是先用毛笔书写底样，然后用硬物刻写，甚至连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花纹符号都是先用毛笔书画底样，然后再进一步刻画。

中国毛笔的书写史果真这么久远吗？毛笔书写是中国书法的源头吗？专家们的最新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学术理论委员会委员李正宇认为：“硬笔书写才是我国书法的源头和母体，作为书写工具，毛笔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是秦代以后的事，先秦时期，中国书法都是硬笔书法。”

李正宇说，人们主张毛笔书写早于硬笔书写，主要受了两千多年“书唯毛笔”论的影响，以致一些人总以少量发现的战国毛笔作为毛笔书写更早的理论依据。李正宇认为，这种片面认识站不住脚：一是没有明晰早期毛笔的原始功能，二是对中国书法发展史缺少通盘考虑。

图二：敦煌文书《“前生修福得闻”诗》残卷，上有毛笔楷书（右二行）和硬笔行草（左二行）。

研究者发现，中国古人最初制做毛笔，只是用于绘画，不是用来写字，当时的权贵还把它作为贵重物进行陪葬。从考古发掘看，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西汉以前的十多支毛笔中，最早的莫过于战国，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都曾发现过毛笔。令人惊奇的是，同墓出土的简牍文字却不是毛笔蘸墨写成，而是用硬笔蘸漆书写。这就说明，当时少量出现的毛笔，并不用于写字，“竹梃蘸漆而书”才是战国时期的书写习惯。

另外，根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周代设立的三十个百工之官中，已有专管刻字刀笔“削”的“筑氏”之官，而无制造毛笔的工官。这就意味着，周朝人的主要书写工具还是硬笔。现今的考古发掘也证明，春秋时代以及更早的殷商时期，毛笔还没有发明。

李正宇说，前人将甲骨文、大小篆、古隶、秦隶等书体判断为毛笔书体，都只是臆想，缺少理论依据，其实根据文献考证和实物对比，它们都可判定为硬笔书体。在文字尚未生成的新石器时期，硬笔作为刻画工具已经在原始彩陶上使用，青海乐都、甘肃武山出土彩陶上的蛙形纹和鲵鱼纹就有硬笔痕迹。因此，远点讲，原始彩陶上的硬笔刻痕已经拉开了中国书法史的序幕。

中国书法的“毛笔时代”到西汉时期才真正来临。毛笔的改良、丸墨的发明、纸的创造都是秦汉时期的事，而这些都是毛笔大行于天下的前提条件。李正宇说，作为书写工具，硬笔早于毛笔，这就决定了在西汉毛笔书法到来之前，中国书法史还有一个先秦硬笔时代。

据了解，“硬笔书法中国书法母体论”的提出，引起了中国书法界和书法理论界的强烈关注 ，他们以“重大突破”、“端正视听”、“豁然贯通”等词汇做出评论。《中国硬笔书法报》编辑、著名书法理论家周圣尊撰文指出，这是“改绘中国书法史蓝图的壮举”，其成果“势将掀起更新书法史观念的大潮”。

　　中国书法史存有三大误区

随着敦煌硬笔写本研究和中国硬笔书法研究地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已往有关中国书法史的认识明显存有三大误区，在新的中国书法史观建立之前，应该予以纠正。

误区之一：以为先秦时期就是毛笔书法的天下，从而人为抹杀了先秦书法都是硬笔书法的历史事实。
　　受“书唯毛笔论”的影响，中国人形成一种偏见，认为先秦时期，凡是原始彩陶上的绘画、刻符和甲骨、简牍上的涂画或朱墨痕迹，都是先用毛笔书写底样，然后刻痕。其实，涂画和蘸色书写并不是毛笔的专利，硬笔同样可以做。

李正宇对周代金文、殷商甲骨文以及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图案做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这些符号和图案明显带有“线”性特征和排描痕迹，而这些却是毛笔难以做到的。同样，他在对甲骨、钟鼎、先秦简牍上笔墨痕迹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字体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硬笔书体，表明先秦书法都是硬笔书法。

误区之二：以为硬笔书法是“后起之秀”，毛笔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正宗，其实，西汉时期中国书法才进入“毛笔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硬笔书法是唯一贯通中国书法史的通脉。

图三：1906年英国人斯坦因从新疆米兰遗址中发现的双瓣合尖芦管笔 图片四：带有硬笔画案的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彩陶壶

中国书法界的习惯认识是，毛笔书法与汉字同生共振，是中国书法的“嫡派正宗”，硬笔书法只不过是它的分支和继承者。其实，应当享有“嫡派正宗”头衔的本是硬笔书法。

李正宇说，从原始彩陶的刻符算起，秦代以前，中国硬笔书法至少已有3000多年的发展史。秦汉以来，随着毛笔的改良、丸墨的发明和纸的创造，中国书法史上的毛笔时代才真正来临。汉代以后，硬笔和硬笔书法尽管在发展中遭受“冷遇”，但仍然顽强存在并在局部范围内被使用，直至现代硬笔书法的兴起。所以在中国书法史上，唯有硬笔书法从一而终，贯穿5000多年的中国书法发展全程。

误区之三：以为中国硬笔书法没有自己的发展体系和理论根基，完全依赖毛笔书法而生存，其实，早在毛笔书法诞生之前，硬笔书法已经存在并形成了自己的书体品格。

中国书法界有两个现象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是在硬笔书法教学中一味教人临写毛笔书法的碑帖，却不知道强调用不同粗细的硬笔去临写甲骨、钟鼎、石鼓、秦篆、秦隶等原本硬笔书法的典范作品；二是硬笔书法评论家们墨守毛笔书法的“家法”，习惯运用毛笔书法的鉴赏标准、概念去衡量硬笔书法，评论其之长短优劣。

李正宇说，这两个现象充分表明，人们至今对中国硬笔书法认识不足，没有摆脱毛笔书法理论及其美学规范对硬笔书法的束缚，没有从先秦硬笔书法源头上去探索和建立硬笔书法理论体系和规范框架，这些都需要中国的书法理论研究者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总结和归纳。（完）